什么是斡旋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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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旋受贿又称间接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

根据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斡旋受贿是以受贿论处，但其与普通受贿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存在相当的差别，现结合司法实践中，对该罪认定分析如下：

一、“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理解。斡旋受贿客观方面的一个决定性的构成要素就是“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何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呢？“制约关系论”用于解说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的“便利”之义是准确的，这有利于准确把握本条的适用范围。但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中，该国家工作人员与其所利用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一种制约关系，虽然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约束关系，但其程度要轻得多，用“影响”来表达其义可能更为恰当。这种“影响”关系主要表现为要求方与被要求方不处于同一职能部门，两者的职责范围不具有直接上下级关系，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若不依该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实行职务行为，对其以后的工作、协作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这些“不利”尚不足以使得被要求的一方丧失完全的意志选择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个问题，司法机关也逐渐开始秉持此种观点，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第三条第（三）项规定：刑法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纪要》当中的表述就没有使用“制约”而使用了“影响”二字。

此外认定利用工作联系亦是便利条件之一，是《纪要》在理解上的又一次突破。工作联系的范围较广，既可产生于上级对下级，也当然包括下级对上级，还可以是横向的同一部门、单位或不同部门、单位之间。

二、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把握。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发布的《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规定：

“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曾有人认为，在利用第三者职务便利问题上还存在工作关系，对于利用工作关系，通过第三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不应以受贿论处。对于这个问题，如前所述，《纪要》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当然，对于工作关系不能因为有《纪要》的规定就一刀切，认定凡是利用工作关系就一定是符合犯罪构成。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有的人因长期的工作联系而彼此熟悉，并逐渐形成友情，从而能利用朋友关系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它确与行为人职务上的权力和地位没有联系的，则可以归入朋友关系，不宜以犯罪论处；有的虽然有工作关系存在，但之所以能通过他人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要是基于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影响的，则应以受贿论处。

三、“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的含义。斡旋受贿在客观方面要求必须是行为人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关于斡旋受贿的这个特征，司法实践中争议的问题是二次以上斡旋如何认定。也就是说行为人斡旋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而受斡旋人又利用其本人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再斡旋他人的情况能否认定为斡旋受贿。笔者认为，二次以上斡旋并不因为受斡旋人再次斡旋他人就改变了行为性质，只要符合其他构成要件的仍然构成斡旋受贿。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并未限定为只能斡旋一次或一人，也没有限定受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形式必须是本人利用职务上便利而不能再斡旋别人。斡旋受贿侵犯的客体与普通受贿一样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对行为人利用他人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中收受财物，之所以要对行为人按犯罪论处，主要不在于有第三人的职务行为，而在于行为人在利用他人职务时是以本人的职权或地位作基础，他拥有某种足以对第三人的处境产生影响的权力、地位或其他关系，并且利用了这种便利条件进行钱权交易。受贿是一种亵渎国家公职的行为，作为受贿的一种特殊形式，斡旋受贿中的渎职也只能是行为人是亵渎了自已的职务，而不是渎他人之职，也不是指使他人渎职。只要行为人利用本人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斡旋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其财物，其行为已经契合了斡旋受贿的全部构成要件，无论受斡旋人后来是直接利用自己的职务还是又斡旋其他有职务的人，均不影响斡旋人的行为性质。

四、斡旋受贿与影响力交易之比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国际社会在防控腐败方面的第一个全球性和全面性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机制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根据公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公约》在反腐败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和概念，势必会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带来一定的影响，其中与斡旋受贿较为接近的是“影响力交易”。

村干部二人共同办的经济贪污如何定案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所有权。受贿罪严重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履行，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声誉，同时也侵犯了一定的财产关系。受贿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 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是典型的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罪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人，利用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足行贿人的愿望，而收受财物。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职权，而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实践中，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亲属关系，二是私人关系，三是职务关系。至于前两种情况，利用的主要是血缘与感情的关系，与本人职务无关。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与本人职务有一定关联。受贿人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受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必须以自己的职务为基础或者利用了与本人职务活动有紧密联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贿人从中周旋使他人获得利益。根据司法实践，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一般发生在职务上存在制约或者相互影响关系的场合。

从受贿罪的客观行为来看，有两种具体表现形式：

（1）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索贿是受贿人以公开或暗示的方法，主动向行贿人索取贿赂，有的甚至是公然以要挟的方式，迫使当事人行贿。鉴于索贿情况突出，主观恶性更严重，情节更恶劣，社会危害性相对于收受贿赂更为严重。因此，本法明确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

（2）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收受贿赂，一般是行贿人以各种方式主动进行收买腐蚀，受贿人一般是被动接受他人财物或者是接受他人允诺给予财物，而为行贿人谋取利益。

传统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但事实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则不成立受贿罪。同时认为，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已经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9年《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酌解答》也指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同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能构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据此，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不要求实际上使他人取得了利益。我们将这种观点称为旧客观说。

旧客观说存在许多问题，如与受贿罪的本质不相符合，与认定受贿既遂的标准不相符合，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相符合，于是有人提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是客观要件，而是主观要件（主观要件说）。但这种观点对刑法规定进行了扭曲解释，也容易不当地缩小受贿罪的处罚范围。因此，我们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仍然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其内容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之前或者之后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以权换利的约定，同时使人们产生以下认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可以收买的，只要给予财物，就可以使国家工作人员为自己谋取各种利益。这本身就使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到了侵犯。

这样理解，也符合刑法的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是一种行为，故符合刑法将其规定为客观要件的表述；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求是一种许诺，不要求有谋取利益的实际行为与结果;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一种许诺，故只要收受了财物就是受贿既遂，而不是待实际上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才是既遂。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是一种行为。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当他人主动行贿并提出为其谋取利益的要求后，国家工作人员虽没明确答复办理，但只要不予拒绝，就应当认为是一种暗示的许诺。许诺既可以直接对行贿人许诺，也可以通过第三者对行贿人许诺。许诺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虚假许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职权或者职务条件，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行为时，并不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却又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虚假承诺构成受贿罪是有条件的：其一，一般只能在收受财物后作虚假承诺；其二，许诺的内容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有关联；其二，因为许诺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约定。

受贿行为所索取、收受的是财物，该财物称为贿赂。贿赂的本质在于，它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有关的、作为不正当报酬的利益。贿赂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具有关联性，职务是国家工作人员基于其地位应当作为公务处理的一切事务，其范围由法律、法令或职务的内容决定。职务行为既可能是作为，也可能是不作为。贿赂与职务行为的关联性，是指因为行为人具有某种职务，才可能向他人索取贿赂，他人才向其提供贿赂。不仅如此，贿赂还是作为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的利益，它与职务行为之间存在对价关系。即贿赂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不正当报酬不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本身是不正当的，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职务行为时不应当索取或者收受利益却索取、收受了这种利益。贿赂还必须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利益。

本法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财物是指具有价值的可以管理的有体物、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能够转移占有的有体物与无体物，属于财物自不待言，但财产性利益也应包括在内。因为财产性利益可以通过金钱估价，而且许多财产性利益的价值超出了一般物品的经济价值，没有理由将财产性利益排除在财物之外。受贿罪是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将能够转移占有与使用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至于非财产性利益，则不属于财物。虽然从受贿罪的实质以及国外的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上看，贿赂可能包括非物质性利益，但中国一贯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这就决定了要将受贿的认定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将非财产性利益视为贿赂，则扩大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因此，在目前还不适宜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

根据1993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2）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3）强行索取财物的。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另据本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本条第2款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的规定。这种发生在经济往来活动中的受贿，理论界称之为经济受贿。本款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中关于在经济往来中禁止收受回扣和各种名义的手续费的规定。前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后者如国务院办公厅1986年6月5日发出的《关于严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其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交往、商品交易中，如果需要给买方优惠，可以采取明示方式给对方价格折扣，不能采取回扣或者各种名义的手续费的方式，经营者给予对方折扣的，必须如实入帐。

所谓折扣，即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帐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予以退还的形式。所谓明示和入帐，是指根据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在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事业经营收入的财务帐上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所谓帐外暗中，是指未在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事业经费收支的财务帐上按照财物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包括不记入财务帐、转入其他财务帐或者做假帐等。

在经济交往中，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手续费，是指在经济活动中，除回扣以外，违反国家规定支付给有关公务人员的各种名义的钱或物，如佣金、信息费、顾问费、劳务费、辛苦费、好处费。根据这些规定，收受回扣或者各种名义的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应以受贿论处。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益，而无受贿意图，后者以酬谢名义将财物送至其家中，而前者并不知情，不能以受贿论处。在实践中，行为人往往以各种巧妙手法掩盖其真实的犯罪目的，因而必须深入地加以分析判断。如在实践中，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益，收受财物，只象征性地付少量现金，实际上是掩盖受贿行为的一种手段，对之应当以受贿论处。对于这种案件受贿金额的计算，应当以行贿人购买物品实际支付的金额扣除受贿人已付的现金额来计算。

从我国立法沿革和司法实践来看，对于共同贪污行为中个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

随着实践的发展，以上3项法律法规因先后被废止而失去法律效力。

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发布《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共同贪污犯罪中“个人贪污数额”的认定作出明确规定：“刑法第383条第1款规定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共同贪污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对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处罚。”

根据《中国***纪律处分条例》总则的规定，在执纪实践中应遵循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共同贪污违纪中个人贪污的数额应以共同贪污的总数额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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