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巴金《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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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家》

作者：司马长风

巴金自己偏爱《雾、雨、电》，但最受读者欢迎的则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尤其是《家》。

关于爱情三部曲，刘西渭在《咀华集》里已有透辟的分析和批评，这里评介一下新文学史上拥有最多读者一部小说枣《家》。

我最初读的巴金作品，是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给我的印象很坏。不但文字谈不上精美，所写的人物也莫名其妙，因为中国从没发生过它那其主义的革命，对那些虚无而疯狂的角色无从理解。因此，巴金自己虽然每读一遍便“泪浪滔滔”，但是在绝大多数读者则味同嚼蜡。《家》则完全不同，所写故事、人物、场景、园林的幽与美，梅花的色与香，缺乏阳光的古屋，连吐在地上的浓痰，读者不但熟悉，并且有好多东西，直到今天还附在父辈和自己的身上。

“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个人的觉醒，之后是个人从休戚相关、福祸与共的大家族的束缚(在悠久的年月安是中国人的安乐窝，在新时代的风暴里则成了牢笼)挣脱出来，面对国家和社会。《家》给予这一从旧到新的变革提供了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这一大变革到今天已临末期，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因此这部书的火焰还没有熄灭，许多读者还可以从《家》里拾取自己的哀欢。

假如我们单从题材的风上，变革的典型来肯定《家》这部小说，未免太不公道，太轻视它了。其实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大多数的小说，都在描写上述的变革，可是为什么《家》独拥有最多读者，而且历久不衰呢?我们必须化点功夫去探求。这里先概述一下全书的梗概。……

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江东去的秋水，他写道：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

这一开头一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之后，使人不能立刻离开书中的世界。

《家》虽然有不少缺点值得推敲，却不愧是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名著，足以和其它诸大家并耀争辉。

《家》的主要缺点是通篇缺乏艺术锤炼。我手头的这部《家》，是一九五一年的修订本，已改去“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及“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可是若干章节读来仍感到难以下咽。总括说来这部小说，描写和叙述参半，“难以下咽”多在叙述的部分。许多对话，太急于表达思想，而失去口语的活气和韵味，读来好象听演讲。

这些缺点与当时巴金的文学观点有关。他无数次的表白：“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我不曾读过一本文学的书。”又：“我不是为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可知他对文学的粗暴和轻蔑。这当然是一种无知的幻稚。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写小说，只要你当做文学作品出版，投进文学的世界，你就要受艺术尺度的衡量。

正因为在写《家》时(当时二十八岁)，巴金还对文学这样蒙昧无知，居然写出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可见他天赋之高。这部小说的魅力在左列几点：

(一)作者抓住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焦点，抓住在变革中旧和新的人物典型，同时用一连串的典型冲突事件，表达了变革“激流”的澎湃。《家》是激流年代的一首长歌。换个方式说，《家》的角色、情节和主题三者的配搭甚是匀称、和谐。由于整体的结构完整，遂使部分文字的生涩和粗糙显得有重要了。

(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小说，十部之中有九部，在写作时都怀有一个文学以外的目标，巴金也未能免俗，但是《家》是为纪念他大哥写的，他必须放下自己的“目的”，尽量接近真实。因此成为一部人情味最纯、生活味最浓的小说。

(三)巴金一九五一年在《家》的《后记》最后一行写道：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满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家》尤其浓厚。这种气息反映一颗单纯的心灵，读他的小说，你毫不感到是在绞汁写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呻吟出来的，是自然的天吁。这不是艺术，而是天赋。如他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四)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具有同样意思的话重复了三次：(1)：“这里面有爱，有恨，”(2)“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3)“……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他在其它作品中，和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中，无数次的重复类似的话。读者或许误解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不，他是爱得深，恨得浅，爱得如火烧，恨得如雪融的人。换言之，他爱得认真，恨得软弱。这因为他的恨根源于爱。因此在《家》里，我们觉得可爱的人十分可爱，可恨的人只感到可悯(含有同情的怜悯)。这里使人记起“哀而不伤、怨而有怒”那两句话，《家》具有这两种恰到好处之美。

般，人总爱把《家》《春》《秋》中的高家，来对照四川成都北门政通顺街的李公馆，即巴金的老家。这原是很自然的。因为作者既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激流》中的高家正是当年李公馆的投影。但这并不能就此可以把《激流》中的每个角色，去对照李公馆里的每个人物。像人们不应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去对照生活中的曹雪芹一样；谁如果把《家》中的觉慧，去当作少年巴金来看待，那他就永远不会认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巴金的少年时代生活形象的丰富性、真实性和复杂性。

大家知道，巴金自己说过他在少年时代有三个“先生”。这就是他的母亲，轿夫老周，和与他一起办《半月》杂志的青年伙伴吴先忧。

1923年4月离家前和继母及四位兄弟合影。巴金(右一)

1904年11月25日，即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暖暖的阳光照在李公馆右上房的窗前，时间已经过午了，房间里响起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男孩出生了，面孔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阔的头额，这就是巴金。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睁开明亮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景象，那便是他那温柔和善良的母亲的形象：她那胖胖圆圆的脸，永远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容，和她用刨花水梳得光滑的头发。她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虽然是冬天，人间的母亲的爱，却是这样温暖。出人意料，这一天，也正是巴金母亲陈淑芬自己的生日。

母亲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一个小城里，她从小跟着她弟弟在私塾里伴读，背熟了不少首唐诗宋词，也许正是秀丽的山河与纯真的诗词艺术，陶冶了她的性情，她待人谦和，同情下人，经常教育子女不要搭主人架子，要爱护人，要怜惜婢仆，不要随便责骂身边的人。她认为“主人是人，丫头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她劝导巴金的父亲坐堂也不要对犯人随便使用体罚。她给孩子们各人准备一本小簿子，每天用娟秀的笔迹，为他们从《白香词谱》里抄上一首词，然后向他们进行讲解，要他们把它背诵出来，引导这些幼小的心灵，接触文学与音乐，走向艺术的殿堂。

巴金的母亲还有一个与她婆家的人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李家有人生病，总是烧香拜佛，请神求道，急了才请中医上门，搭脉开方；她却相信西医，还结交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请她们为女儿(巴金的二姐)看病。有时还带着巴金去医院玩，使巴金有机会在幼年时代就直接接触外国朋友，看到她们送给他母亲的《新旧约全书》，它的封面装帧，迥异于中国的线装书，使他感到惊奇，并引起浓厚的兴趣。这与他的祖父、父亲既害怕外国人，又轻视外国人，是完全处在两种心态中。这也为巴金在家中自学外语，后来又急于进外国语学校读书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巴金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他丰富的流浪阅历，使闭锁在深室大院中的巴金大开眼界。巴金经常在老周黝暗的住处马房听他讲各地风物，世道盛衰，并诉述人间不平。“做人要公道，要忠实，不能骗人，不要占人便宜”。老周通过他的经历，所持的人生态度，也影响了巴金以后的为人。

和巴金一起办刊物的吴先忧，被青年巴金当作第三个“先生”。他热心为公，经常牺牲自己利益，成就别人。他律己严，坚持信奉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不坐车轿，不用仆役，为了办刊物，维持经费，他实行“劳动神圣”，停学去做裁缝，有时工资还不曾领到，而刊物交付印刷费的日子却到了，他就脱掉自己的衣服去当铺换钱救急。吴先忧这种言行一致的献身精神，给巴金的印象极深，直到几十年以后，他还说：“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教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是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

青年巴金受这三个“先生”的思想影响，是不言可喻的。但是不是就这么三个人呢?我看也不全是这样。巴金虽然并没有把他父亲称作“先生”，但父亲对他的影响还是有的。特别是他十岁死了母亲后，父亲对他比从前关心，经常带他去看戏，使他从少年时代就有机会接触川剧。巴金的父亲虽然按着祖父的安排，一直向官宦路上爬行，但他的官运并不亨通，虽然他待人和气，不搭架子，但他性情爽直，不善鉴貌辨色，奉承拍马，讨不了上级的欢心，最后好不容易做了三年偏僻山区的县官，就回成都老家不干。不久就在一场流行的瘟疫中去世。在他死前的几年中，把精力都花在一个叫可园的戏园事务上，凡是邀请戏班子，安排演员生活以及决定演出的剧目，他都亲自出主意作安排。甚至家里孩子们兴起演话剧，他有时也看得津津有味，还为他们编了一个题目叫《知事现形记》的剧本，用来嘲笑地方封建官僚，让他们演出，自己看得哈哈大笑。当时父亲在官场失意，曾寄希望干革命，一听到“逊清退位”，民国成立，在家里摊开一块洋布，亲自取剪刀，拿针线，缝制新的国旗，把它挂到公馆大门口去，但是不久事实证明清帝统治与民国成立，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他编《知事现形记》，让孩子们演出，实际是反映了他当时对官场的反感。父亲这种情绪不能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巴金对现实的看法。

残酷的现实确也教育了青年巴金：母亲死后四个月，二姐就患“女儿痨”死了。她性情温和，从小熟读《烈女传》，从那本书里，她学到了许多封建“妇道”，知道作为女人，要顺从一切，忍受一切。那本书里有许多可怕的人物，但都是她的榜样：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官里起火，她甘愿烧死，也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有个女子，明知父亲在河里淹死，她自己不会游泳，仍投水去找她父亲尸体。二姐熟读这本书后，显得与她年龄不大相符的沉默与忧郁。母亲在时，还给她请西医看病吃西药，现在母亲死了，她家就与四圣祠医院的几个英国女医师断绝来往，因为祖父与父亲不相信西医，而那时中医对肺结核毫无办法。二姐不断咳嗽，气息奄奄，公馆大厅里却仍在演了三天大戏，为的是庆祝祖父生日。巴金看到二姐孤单可怜，让父亲把她扶到大厅看戏，她坐在一把藤椅上，失神的眼光停在戏台上，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只听见她在昏暗中轻轻喊了一声“我要进去”，就让女佣把她扶了进去，从此就再也看不到她出来，三天后，她那16岁的生命就结束了。

二姐死后不久，正碰到川军与滇军的军阀混战。成都街头到处都是战壕，枪声日夜不断。巷战的子弹还从李公馆的墙头穿过。战祸经年，疫病流行，巴金二叔家的二哥和五弟死在这场瘟灾中，接着是巴金的十妹和他父亲的去世。父亲临死，把巴金的大哥叫到床边，对他说：“你妈临终时，把你们兄弟姐妹全部托付给我，现在十妹死了，我怎么对得起你母亲?我自己的病看来也不会好了，现在我把继母和弟妹交给你，你要好好看顾他们。”他还把这些话写成遗嘱，当着巴金兄弟的面交给大哥。

大哥的处境十分困难，巴金是非常了解的。大哥本来与一个从小在李家走动的巴金表姐很好，但是这门亲事后来没有成功，因为父亲征得祖父同意，在如潮而来的三姑六婆所媒介的婚姻对象中，他用在祖宗神位前拈纸团的办法，选中了另一个姓张的姑娘。大哥心事成虚话，虽满肚委曲，寸肠欲断，但也没有反抗，也从不曾想到反抗。父亲死后，大哥作为长房长孙，成为整个大家庭中的众矢之的；幸有祖父撑腰，还在一个时期维持了几房暂且相安无事的局面。后来祖父死了，长房长孙更成为出头椽子，恰好这时大嫂怀孕，临盆在即，这就成为叔婶们打击他们的可趁之机，他们一方面在祖父灵堂前提出分遗产，一方面又认为祖父去世不久，长房在服孝期间，在家生孩子，将与祖父在天之灵相冲，因而竟然要求大哥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乡村去生产，说离开家里越远越好。

面临着这样的现实挑战，巴金起初并不曾想到他自己要离家出走，而是感到愤怒与痛苦。因为大哥虽然理解巴金，但他在大家庭中与长辈因循、敷衍、妥协、服从惯了，并不能接受巴金兄弟要让大嫂留下来在家生产的建议。他最后还是拿着衣被陪着自己的夫人上轿，到城外把孩子生了下来。虽然，大嫂并不像《家》里的瑞珏那样难产而死，但当孩子弥月以后，大嫂抱着孩子回家，巴金看着叔婶们脸上所显露胜利者虚伪表情，愈益增加了他对这个大家庭的憎厌。

同样，在他的周围并不曾发生过觉民逃婚、鸣凤跳水、淑贞投井等事件。但是他从六姐被他父母拦阻，不让接近三哥，不准参加长房巴金兄弟在“五四”以后所举办的读新书小组；丫头翠凤被她的父亲包揽婚姻；一个堂妹被逼缠脚；四姐被二叔逼嫁给一个胸无点墨的财主；三姐在临嫁上轿时苦苦哀哭等景象，他接触到的实际，要比觉慧看到过的悲剧，更为复杂多样。而且这些都是铁一样的当时新一代人的现实生活。

巴金是觉慧吗?诚然，从某种角度说来，觉慧似乎要比巴金经受的痛苦更直接，因为他所爱恋的对象鸣凤投池塘自杀了，使他的心灵刻下永生难忘的创伤。但从更深一层的意义说来，高家的悲剧源于李公馆经历的悲剧；鸣凤、瑞珏、梅表姐这些悲剧人物的诞生，是巴金从李家悲剧生活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这是因为巴金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他感受的是一代人的悲剧。正是巴金在封建大家庭中经受了大量的心灵折磨以后，最后才演化成了小说《家》中觉慧的决心和眼泪。他比觉慧看到的更广，也更深。

因此我说，巴金是觉慧，但又不是觉慧。

内容梗概：成都高公馆，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现在是大哥觉新当家。

觉新是长子长孙，早熟而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

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觉民与表妹琴相爱，但爷爷却为他定下亲事，觉民为此离家躲避，觉新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对家中的丫头鸣凤有朦胧的好感。高老太爷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妾，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决心脱离家庭。

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也大嫖戏子，在此打击下一病身亡。家中大办丧事，将要生产的珏被高老太爷的陈姨太以避血光之灾为由赶到郊外生产，觉新不敢反对，因照顾不周，珏难产而死。觉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认这个家庭应该出个叛徒，他支持觉慧离家去上海。

相关评论：《家》也许不是巴金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最有人缘的一本，可是它的问世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小说在《时报》上连载，每天一千字左右，后来因为战争中断过一段时间，《时报》又换了编辑。巴金突然接到一封信抱怨小说太长，报社不想继续登下去。收到信后巴金将剩下的稿子全寄了过去，并声明如果报纸愿意登完，他可以不要稿费。用他的话说，“为读者写作”的他“总算尽了作家的责任”。这样，《家》才得以完整面世。

为英汉语言与中西文化、翻译理论与技巧、跨文化交际学，已发表80多篇论文，撰写、主编、编写和翻译18部论著，代表性的有《英汉对比研究》、《英译汉教程》（学生用书、教师用书）、《英语基础语法新编》、《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科研的创新问题》、《关于建立汉英文化语言学的构想》、《再论关于建立汉英文化语言学的构想》、《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历程》、《牛津剑桥之谜》、《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兼论汉英语言常用的表达方式》、《英语的“抽象”与汉语的“具体”》、《与外语学生谈综合素质》等，荣获部、省、市20多项嘉奖。

1984年负责修订《英语基础语法新编》（刘贤彬、蔡丕杰、连淑能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72；连淑能修订，1984年修订版），加强对书中的重点和难点的论述，作了较大的修订、增补和调整，重新出版，先后印刷 7次，共 60万册，远销大陆及港澳地区。这是我国外语界在“文革”期间以至八十年代罕有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该书首次提出英语五大基本句型之说（SV、SVP、SVO、SVoO、SVOC）。全书以句子为重点，以基本句型为线索，用句法带词法，通过层次分析，解剖句子结构，由简到繁，由繁返简，辅以简易图解。出版之后，收到海内外读者大量来信，普遍认为“这是一部速成英语语法书”，英语五大基本句型之说也常被英语学者及其教材和论著采用，影响较大，1988年荣获福建省社会科学（1979-1987）优秀成果奖、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 专著《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出版后，获得外语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外语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博士生导师王宗炎教授特地为本书写了序言，认为作者在这一领域“身居前列，奋勇争先，成绩比许多人好”，本书“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用意义”，作者“继承了赵元任、王力、吕叔湘等先生的传统，同时又采摘了外国学者O.Jespersen, H.W.Fowler, R.Quirk 等等的精华，加以消化熔铸。脚踏实地，取精用宏，这是他的成功诀窍。”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潘文国教授在《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2002）指出，“80年代，英语界出版过一些走从内到外路子的语法书，但全面运用这个方法进行汉英对比研究的，连淑能是第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论坛（2007）认为，“连淑能先生的这部著作概括了英汉语法差异的精神实质，尤其是宏观上的差异。这本书对于翻译尤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全书的安排也非常的独特。”专家王菊泉教授在《什么是对比语言学》（2011）一书中评论：“该书出版以后已多次重印，被列为全国外语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必读参考书或教科书，是英汉对比研究领域和翻译界过去十几年间最为普及、影响最为深广的著作之一。”台湾大路书屋（2002）评论：“本书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论述与实例并茂，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对英汉语言研究工作者、英汉翻译工作者、英语教师、对外汉语教师及广大英汉语学习者都有参考价值。”《现代外语》1995年第2期发表卢伟的书评“《英汉对比研究》的特色”，对此书和作者的学术思想作了全面、深入、中肯的评述和分析。辽宁外贸学院教师王珑珑评论（2005）：“我把这本书视为自己学英语的圣经，它真让我大开眼界，使我理性地意识到英汉语在语言结构和文化心理上的差异。”中国读书网读者评论（2009）：“本人多年采用该书作为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学生的教材，也用作指导科研的参考书，学生非常喜欢，深感受益匪浅。”该书1993年出版后，年年重印，至2010年重印16次，仍供不应求。各地许多院校和读者把该书用作研究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颇为成功，反映甚佳，认为“该书有较高的学术性、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科学性、系统性”，“适合教学，又便于自学参考”，“书中还留下许多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能启发研究生继续深入研究，是一部很好用的优秀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因而荣获国家教委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优秀奖、福建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等，并被选送参加国际书展。

应出版社和广大读者要求，2010年9月，连淑能教授的《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问世，由国家顶级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3年内重印6次，淘宝、当当、亚马逊、京东等网站都在热卖。增订本不仅扩充英汉语言对比的内容，而且探究其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另外还开辟新专题，论述中西思维方式，从而追根穷源，扩大了对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增订本从此升级为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交叉性对比研究。全书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论述与实例并茂，宏观与微观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完美地响应了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重要题词：“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作者甚为赞赏培根的名言并以此指导此书写作：“我们不应该像蚂蚁一样只会收集，也不应该像蜘蛛一样光会从肚子里吐丝，而应该像蜜蜂一样采百花来酿蜜。”硕士研究生周璐、姜筠（2012）认为，“《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正是作者采百花所酿出的蜂蜜，着实甘甜可口，令人受益匪浅。”

《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出版之后，获得专家学者和读者极高评价，见于许多书刊和网站。该书出版才几个月，互联网上已好评如潮，现仅摘取几例：“增订本是至今我所读过的最权威、最深刻、最令人启发的英汉对比研究的专著。该书论及古今中西的哲学、文化、语言、社会、心理、逻辑、思维方式等许多方面，富有指导意义，读了就会觉得非常有用，多读不厌。”“此书可以让你对汉语和英语，尤其是英语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很多章节读完后会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本书对翻译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读后很受启发，足见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独到的眼光。”“《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我已经读了3遍，内容非常丰富、深入，信息量很大，受益匪浅。难怪得了很多奖。增订本比原版增加了很多非常有用的内容，对英汉语研究者和广大外语师生都很有用，对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也好用，其中的下篇“中西思维方式”对各行业的人都有启发，非常难得。就这个专题而言，这是至今为止我认为最好的书。我非常喜欢！感谢高教社出版了这样的好书！谢谢作者！”“增订本内容好、质量高、意义大，无疑是一本需要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以求咀嚼消化的好书。”“增订本是对比语言学的经典著作。”权威刊物《中国外语》（2012年第2期）发表专家的书评说，“有人说，这本书在内容上拓宽加深，字字推敲，是求真的典范；也有人说，这本书在形式上精雕细刻，句句斟酌，是创美的标本；两种说法互补，全书堪称真与美的完好结合。求真创美，《英汉对比研究》无疑是深具学术价值的专著典范。”澳大利亚权威刊物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于2013年8月发表书评，对此书予以高度评价。该领域专家、上海左飚教授应邀到几所大学作此书书评讲座，其中也专程到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作了讲座：“求真与创美：谈论著的写作——以连淑能教授的《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为例”，认为应该把此书作为论著写作的典范。 《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2期，2.5万字）发表后，许多网站、书刊和论文集纷纷转载，获得极高引用率。此后作者陆续作了几次增订，分别刊登在：《英汉语比较与翻译》（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语言与文化》（第二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语言·社会·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经典文库》，2003年；《中华教育杂志》（ISSN1684-0445），香港现代教育研究会，香港教育出版社，2004年；《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冲突·互补·共存：中西文化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最新版本收进作者的专著《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学术界许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评价，如：外语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宗炎教授评语：“拜读寄来大作《论中西思维方式》。您抓住一个大题目，洋洋洒洒，条分缕析，值得佩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导师许余龙教授认为，“《论中西思维方式》气势磅礴，系统深入，富有创见，是至今为止同类论著中最优秀的佳作。大作不仅观点新颖，对各项研究富有指导意义，而且文笔优美，逻辑清晰，实为不可多得。我把大作印发给我的博士生，大家都十分称赞，认为写得很好。”清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罗选民教授认为，“《论中西思维方式》如此系统深入地论证一个大难题，令人钦佩。您出手不凡，是我学习的榜样。大作收入论文集《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确为之大为增辉。”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杨自俭教授评语：“《论中西思维方式》从哲学的层面上研究中西思维方式，内容丰富，高瞻远瞩，思路开阔，气势磅礴，富有创见，观点清晰，论证充分，文字流畅，从深度和广度拓展并深化了思维方式的研究内容，对中西语言与文化比较研究有很高的理论指导和启迪作用，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各行业、各级领导决策也有很强的指导与应用价值，是一篇优秀论文。”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至2004年论文被引用情况的统计分析（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11期专文），《论中西思维方式》被引用38次，居所列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榜首。据“中国知网”最近统计，此文被引用851次，被下载7777次，也居被引用论文之榜首。 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精品系列教材”的《英译汉教程》（学生用书、教师用书，连淑能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出版后受到普遍欢迎，陆续收到80多所院校的教师来信、来电，索取样书，要求订购，表示将采用作为教材。教材出版后半年多就重印了3次，许多高等院校已经采用作为本科高年级教材，有的刊物已发表书评，高度评价这部教材。《教程》赠送给参加2006年11月在烟台举行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7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的200多位专家和学者，获得了普遍的称赞和好评，专家大多认为“这是一部盼望已久的精品教材”，“采用启发式的编写方法，这还是首次”，“至今国内出版的英汉翻译教材，好用的很难找到，相信这本教材会得到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这本教材很适合课堂教学，便于教师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也便于学生学习和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如此等等。许多教师当场要求购买或订购这本教材。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吴建平教授认为：“这无疑是一部精品教材，可以超过陆殿扬编写的《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和其它一些教材。”“相信这部教材会得到广泛好评。可以预见，很多教师会选用这部教材，就像作者的专著《英汉对比研究》一样，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和好评，估计年年都会重印下去。教师用书的编法也与别人不同，除了提供参考译文之外，还提供了教学法提示、论文选题提示等，这对老师和学生有很大的用处和帮助，这也是其他教师用书从来没有的。这部教材是作者20多年翻译教学经验的结晶。”《外语与外语教学》主编、教授徐珺博士认为：“这是一部精品教材，从内容、编法、教师用书等各方面看，都比较新颖、好用。与其它已经出版的同类教材相比，这部教材有很多特色，相信它一定会受到普遍好评和欢迎，就像作者的专著《英汉对比研究》、论文《论中西思维方式》和其它一些论著一样，受到专家和学者的高度评价，年年重印，在书刊上常常被引用或转载，从电脑统计和网上看，被引用率都非常高。”根据已经使用该教材的老师所反馈的信息，这部教材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如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的张文宇老师，任课三个班，共90多名学生。据他从师生评教评学中了解：①学生很喜欢这部教材，普遍认为书中知识丰富、信息量大、练习丰富多彩，对教材及其练习很感兴趣，翻译能力明显提高，收获大。②教师也很喜欢使用这本教材，认为教材编法使学生易学，教师易教，便于教学，也便于自学，教学效果比使用其它教材好，如教师反映说（根据原话整理）：“这部教材按课堂教学的规律和需要设计，收编提纲式的讲解，配以大量形式多样的习题，给学生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便于教师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教师只要作必要的备课，一书在手，便可走进教室上课”。

2003年2月，连淑能教授参加“厦门大学语言技术中心”，与计算机科学系、中文系、海外教育学院等12位专家教授组成跨学科、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并重的研究实体，开展语言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研究。连淑能教授自1981年起研究英汉/汉英机器翻译，于1986年在美国讲学期间与美国八位专家组成研究小组，出席计算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在会上宣读论文《语义结构与机器翻译》，受到与会专家的重视和称赞，美国“Statesman Journal” 在头版作了长篇报道并附大幅彩色照片，美国电脑公司IBM、纽约州立大学、俄勒冈大学争相挽留他，连教授对这些请求都婉言谢绝，如期回国，参加了国家863计划项目“类人机器翻译系统研究”，当时课题经费15万元。（《厦门日报》1998年11月16日曾有报道）。1998年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讲学期间出席计算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论文《英汉语义结构与机器翻译》，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称赞，同时被俄勒冈大学聘为荣誉教授。

1997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参加“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论文《汉英语言与中西文化》，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重视。 自1998年至2010年，连淑能教授先后应邀赴许多大学、学会、研讨会等作了200多场学术讲座，内容涉及广泛论题，如：牛津剑桥世界一流的教育传统、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科研的创新问题、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当代国内外高等学校教学方法改革的趋势、与外语学生谈综合素质、关于右脑开发问题、翻译课教学法研讨、密码速成英语语法等，深受高校师生和领导们的喜爱，每场报告都座无虚席，掌声不断，气氛热烈，常常连走道和台上都坐满了听众。连教授还经常和易中天教授一起应邀到厦门市委党校作报告，至今已作了8场。邀请连淑能教授作讲座的大学和机构如：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苏州大学、湖北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中国海洋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湖南大学、四川外语学院、重庆工商大学、浙江海洋学院、浙江工商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鲁东大学、烟台大学、河南新乡医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中山大学翻译学院、江西理工大学、赣南医学院、赣南师范学院、浙江绍兴越秀外国语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集美大学诚毅学院、鹭江大学、莆田学院、闽江学院、武夷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厦门学习中心等国内许多高等院校、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全国高师高专科研方法研讨会、全国高校英语骨干教师暑期研修班、全国高教园区（大学城）建设与管理研讨会、“学之源”科技开发集团、福建外文学会、龙岩外语学会、厦门市委党校、厦门市翻译协会、厦门市公开系列讲座、厦门市图书馆、集美图书馆以及厦门大学各级党政领导、厦门大学百科系列讲座、厦门大学80周年校庆科学讨论会、厦门大学教学工作会议、厦门大学外语节、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图书馆、马列部、海外教育学院、厦门大学文理工科研究生、漳州校区、外文学院等单位和团体。这些讲座分别论述以下专题：系统介绍世界一流大学牛津与剑桥的教育传统、办学经验、如何教学与科研等与我国教育改革密切相关的问题，并与我国的高等教育现状作了深入的比较，找出牛津与剑桥的奥秘所在及其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比较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论述外语科研的创新、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外语学生的综合素质、英语学习的捷径、国内外高等学校教学方法改革的趋势、开发右脑、增强智慧与综合素质等论题，被誉为“牛文化的使者”。在讲座中，连教授也阐述了自己对我国高校改革和如何进行教学、科研的看法，每场报告都深受欢迎和好评，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国内报刊、网站曾有多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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