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与《史记》有哪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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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与《史记》有哪些不同?《竹书纪年》的内容可信吗?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说起《竹书纪年》，这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作的一部编年通史。《竹书纪年》于西晋咸宁5年，被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发现，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秦以前文字)，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

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因为魏国文字和秦国的小篆差异颇大)，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4]，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又如《竹书纪年》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可能是指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郑(今天的陕西凤翔或华县)地区清晨时发生的日全蚀，可据此推定周懿王元年的真实年份(也有学者对这个说法存疑)。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指出今本纪年中的周幽王六年(前776年)日食出自《诗经·小雅》“十月”和《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日食”，本是周代的无年代日食纪录和唐代以前的计算结果。

《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

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 *** 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附一《束皙其人》：

束皙：晋代学者，“二十四史”之一《晋书》的《帝纪》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据载，他是当时多闻博识而精于古文的学者，他生性恬淡，不慕名利，曾作《玄据释》以拟《客难》，从不拿学问作为争取荣华富贵的工具。因此，其学术造诣颇深，他撰写的《七代通志》、《三魏人士传》、《五经通论》、《发蒙记》等鞯著作，均被后世学者推崇备至。

附二《束姓来历》：

从《晋书·束皙传》记载考证，束姓是西汉高士汉疏广是后裔。王莽末年，疏广的曾孙孟达，对王莽篡政不满，莽“立新”后，孟达避难逃至东海沙鹿山，改姓束，自此出现了束姓。望族居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县)。束姓名人还有：宋代有枢密都承旨束嘉，元代有画家束宗庚，明代有清官万载县令束清。

附三《汤饼赋》：

晋代束皙的文章《汤饼赋》曰：“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凝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气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瞧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干咽”。

汤饼，如今叫面条。汉刘用《释名》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蒸制者日“蒸饼”，煮制者日“汤饼”或“煮饼”，炸制者日“油饼”，还有一种从西城引进的烤制饼，称胡饼。至晋时，汤饼已有成细条状的了。束皙之《讲赋》中描述下汤饼的情景：“于是火盛汤涌，猛气蒸作，振衣振裳。握〔溺字换成提手边〕拊搏，面弥高于指端，手索遇而交错，纷纷驳驳，星分雹落。”束皙称汤饼“弱如春绵，白若秋练”。后庚阐《恶饼赋》有“王孙骇叹于曳绪，束子赋弱于春绵”之句，傅玄《七谟》有“乃有三牲之和羹，蕤宾之时面。忽游水而长引，进飞羽之薄衍，细如蜀茧之绪，靡如鲁缟之线”之说细如蜀茧之绪，靡如曾缟之线，实在已经很细了。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音读“否标”)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非常不甘心，于是，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随手将竹片扔了。

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谁知这几车竹片，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竹书纪年》。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在河南省新乡市汲县县城(现卫辉市)西南10公里，孙杏村乡娘娘庙(村)南，另一说法在辉县市西南赞城镇大梁冢村(大梁冢即魏安釐王墓)。因墓地在汲得名(汲县古称汲郡)。为战国时墓冢。共七处(自东到西按天、地、五行编号)。西晋太康两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3号“金”字墓，得竹书数十车，经束晳整编出《竹书纪年》一书，是中国最早(学术界一直有争论)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曾为中国文化史四大发现之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如今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中国历史上有一本非常与从不同的史书，名叫《竹书纪年》，这本书是西晋咸宁五年被一个盗墓人发现的，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合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

这本书出土以后震撼了所有人，因为它记录了夏朝到战国时期的很多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许多地方与《史记》差别极大，价值取向也完全不同。比如，据《史记》记载，商朝的伊尹囚禁太甲3年以后见太甲改过自新了便将国家还给了他，《竹书纪年》却说，伊尹放逐太甲以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了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尧幽囚，舜野死”，上古的禅让都是假的。史学界也迷惑了，上古到底有没有禅让呢？这本书记载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呢？我对这件事也很感兴趣，就从个人的角度谈一点看法，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句话的确很有道理，但是不要忘了，历史这个小姑娘虽然可以任人打扮，但你无论怎样打扮她都是个小姑娘，就算你给她女扮男装了，那也是个假小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再看历史的时候就不会轻易被误导了。

如何判断《竹书纪年》里面与《史记》等书相冲突的内容的真假呢？在没有挖到足够的史料作为证据以前直接从内容上推理是很难下结论的，所以，我们得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哪个角度呢？魏国，这本书出自魏国，魏国的出现三家分晋的结果，三家分晋又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分水冷，意义深远。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描述了三家分晋：“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在三家分晋以前，慑于*河蟹*的名声太坏、后果严重，实力再强的卿相都不敢篡夺诸侯之位，春秋五霸都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干私活的，明面上绝对不敢乱来，现在周天子却把韩、魏、赵三家封为诸候，此举纯属是在鼓励*河蟹*，之后天下就彻底乱套了。

魏斯被封为魏文侯以后魏氏家族的胃口更大了，魏斯的孙子魏罃又搞了个“ 五国相王”，与韩、赵、燕、中山等国家相互称王，本来周室是希望用封侯的方式拉拢一下魏氏家族的，结果适得其反，人家彻底反了。但是，魏氏家族的所作所为毕竟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在那个年代，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合法性很容易被人找个理由灭掉的，魏氏家族应该如何为自己找到合法性呢？从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里是找不到的，周朝立国以来的政治传统也不支持，怎么办呢？《竹书纪年》一书出现了。这本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按这本书的说法，上古就没有禅让，只有血腥的政变，既然如此，三家分晋就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为王也就完全正确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来了。魏氏家族搞出这本书来本来是大逆不道的，却没被诸侯讨伐，原因何在呢？当时各家诸侯都象魏氏一样有争夺天下的野心，既然魏氏愿意出头为大家造舆论洗白，各家诸侯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灭智氏起于魏氏，三家分晋起于魏氏，五国相王同样起于魏氏，足见魏氏家族虽然出身比其他称王的诸侯低，只是卿相，却是非常积极上进的*河蟹*派。有人愿意在前面开路，各家诸侯也就高高兴兴得跟在后面了，*河蟹*的舆论支持就是《竹书纪年》。《韩非子·说疑》中有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是韩王的儿子，韩国也是灭智伯、分晋和五国相王三大事件的参与者，韩非子能说这些事做得不对吗？跟《竹书纪年》的口径一致才符合韩非子的身份。

第二，这本书的结构跟史记不一样，是编年体，《史记》是记传体，编书的人用心良苦。这两种文体有什么区别呢？记传体每篇记录一个人的平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一目了然，编年体按年份分隔内容，看一个人物就象看草原上羊群里的一只羊一样，根本分不清它要去哪里。如果用记传体来写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从少年立志到功成名就人品操守清清楚楚，是非功过明明白白，盖棺定论非常容易，但用编年体就失去了焦点。

魏斯父子是*河蟹*的领头羊，如果用记传体写世人一眼能看出他们爷三个是逆首，用编年体就不一样了，当时“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按年份写每年都有一堆诸侯大夫们胡来，魏氏家庭就不显眼了。本来他们家是始作俑者，现在连影子都不好找了。

第三，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史官在《竹书纪年》一书中对灭智伯、三国分晋、五国相王这三件最能给魏氏定罪的事情上全都进行了隐形处理，灭智伯的晋阳之战和五国相王事件书里没有记录，三家分晋也只记了一句话，“二十三年，王命晋卿魏氏、赵氏、韩氏为诸侯。”魏氏的*河蟹*行为不见了！

现在大家都看明白了吧，魏氏家族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打扮了历史这个小姑娘，为了给自己家族开脱罪名把上古的禅让史都篡改了，小姑娘被他们打扮成了个假小子，可他们依然露了马脚。既然血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较量是合理的，一直都存在，你们把灭智氏、分晋和自立为王这三件大事情藏起来干什么？如果革命是合理的，这三件大事可是魏斯爷三个的盖世功勋所在，应该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才对！藏起来不是掩盖***大功吗，史官不想混了？史官当然不傻，不写清楚的原因只有一个，魏氏家族做贼心虚，史家替他们打埋伏。

史官是一份非常难做的工作，不实事求是不行，实事求是得罪了当权者又容易丢命，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太史记录了“崔杼弑其君”一事，崔杼一怒之下就把太史杀了，崔杼又命太史的弟弟改写，结果对方照写不误，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杀了，之后太史的二弟仍然照写，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赶紧往都城赶，准备照写。崔杼一看再杀就彻底犯众怒了，只好罢休。董狐秉笔直书的故事也是大家熟知的，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也忍受了宫刑，多么不容易！

正是靠着这些负责任的史官的努力，中国的历史才成了信史，考古的时候只要能发现地下的墓，一翻史书和地方志就能推测出是谁的墓，挖都不用挖，八九不离十，但写《竹书纪年》的史官相当不负责任，居然把灭智伯、三国分晋、五国相王这三件天大的事情全部隐形处理了，如果唐朝的史官也这么记录历史，我们就不知道玄武门之变了。

现在可以做结论了，《竹书纪年》一书是魏氏家族启动的一个通过篡改历史来为魏氏政权寻找合法性的舆论工程。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反推了，《竹书纪年》一书中与《史记》等书中内容相冲突的基本都是假的，特别是与*河蟹*有关的内容。

现在，《竹书纪年》里面造假的内容也有找到证据的了，比如伊尹被太甲杀害的记载，通过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伊尹在整个商朝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都有，伊尹的后人在整个商朝都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甲骨文的记录比《竹书记年》更早，而且是不同地方出土的古骨文，又跟《史记》等书的口径相吻合，《竹书记年》上的记载可以确定是假的。商朝距离《竹书纪年》成书不过700年，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中国的传统是后一个朝代给前一个朝代修史，历史资料是不缺的，《竹书纪年》都敢乱编，“尧幽囚、舜野死”的事情就更不靠谱了，这些内容迎合了魏氏自立为王的合法性，又与其他的史书相冲突，也可以确认是假的。

魏氏家族为了一家之私利不惜诬陷上古多位圣人，自毁中华历史，其心歹毒，魏国的国运自然不可能好了。魏文侯一家子苦心经营使得魏国成为中原的强国，可惜，魏罃称王以后便“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国力由盛转衰。秦始皇开始统一天下之后，魏、赵、韩这三个开启了战国时代的国家也最先被秦国所灭。本来，秦国跟晋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两国经常通婚，“秦晋之好”就是描述的这个情形，但是，魏、赵、韩三家把晋国给分了，结果他们成了最先被秦国灭掉的诸侯国，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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