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俯撇捺履行者 译文 （选自梅花草堂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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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是经过数千年发展演变而成的独特的文化模式和规范，是多民族、多社会结 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包容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人生等多 方面的内容，涉及到中国的哲学、社会学、文艺学、宗教学等多门类的学科。

在经历了千回百转的历史岁月后，中国茶文化带着全部的文化密码，横陈在我们面前。

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茶文化是那样的深沉和凝重，在它的广袤和无限丰富性面前，我们 难以估量出那沉甸甸的分量。

而破解这些文化密码的按钮，就深藏在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之中。这些典籍文献如实记 载了中国茶业发展的前进步履，全面传递了中国古代茶文化的精神气氛，曲折地映现出时代的 式微兴盛与社会的朦胧身影。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学人，将从这些著述中发掘出十分丰富的文 化信息。其要义正如丹纳所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 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 种族的心理。"（《<英国文化史>序言》)丹纳说的是英国，说的是文学，但对于中国茶文化何尝 又不星如此呢?

作为一个负载着文化信息的"能指"(signifier)--即符号结构，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包蕴 着丰饶广阔的"意义"。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捕 获它的魂灵，获悉它别开洞天的深邃。

自从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经》问世以来，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2知的 古代茶书有124种，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既有内容艰深的理论专著，又有通俗易懂 的普及读物；既有严谨实用的科技书籍，又有引入入胜的文化读物；既有系统全面的综合著作， 又有某一事项的专题论述。而更为大量的茶文化典籍文献，散见于各种总集、别集、单行文献， 散见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文体，其数量之大，连茶书也难以望其项背。就我们编撰 《中国茶文化经典》时搜罗所及，言及茶事者其数量在600万字以上，更何况还有相当的典籍我 们尚未翻阅。

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兴起与发展，有一个历史的流变过程。其契机则有三个方面：一是饮茶事项的出现与饮茶风尚的演进，二是饮茶在社会中地位的确立和提高，三是茶文化意识的 自觉和深化。我在拙著《研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中，对于中国茶书的历程依照时代顺序作过阐述，而从整个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来看，大体而言，其经历了滥觞、定型和发展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大致又是与中国茶文化的历史进程同步的。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滥觞期。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是茶叶的故乡。虽然地球上拥有茶树植物已达七八千万年的漫长历史，但茶被人类所发现和利用却仅有四五千年，至多不过上万年的历史。而这标志着社会文明进程和影响着人类生活质量的历史性发现，却是处于原始社会农业初期阶段的中华民族的先辈们所完成的。茶树从野生到人工栽培，茶叶种类从单一到多项，茶区从传统的巴蜀等地到江南一带的异军突起，这些都是茶叶科技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创造，也是中国茶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物质基础。

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已有茶的记载，西汉末年已有"武阳买茶"的初级茶叶贸易形态，但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对饮茶的认识，主要还限于药用、解渴、解酒、佐餐、祭祀、养生等功用性的方面，而将饮茶看成某种精神旨趣的倾向则逐步萌芽。饮茶风尚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逐渐普及，品茗旨趣由低级向高级在缓慢而坚定地演进，使中国茶文化终于走向完善和成熟。

中国茶文化的漫长足迹，印进了中国先秦典籍的字里行间。虽然对于这些零星记载，由于时代的变迁，用词的变更，认识的不同，也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专家学者们一致推崇，并在世界茶史上具有不可动摇地位的唐代陆羽《茶经》，对先秦的茶事则是首肯的。南北朝之后，关于茶事的记载逐渐增多，特别是有关南北饮茶习俗的不同，时人饮茶追求的轶事，有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和价值。

气度恢弘、舞台壮阔的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定型期。

随着唐朝以来的"茶道大行"，民间的茶叶贸易更为活跃，封建王朝也推行一系列的茶政茶法，实行茶叶专卖、以茶易马，茶叶贸易和政治、经济、军事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茶叶从药用变为饮用，又从解渴保健变为重视高尚礼仪的茶宴、茶道、茶礼、茶仪、茶艺。与此相关联的茶诗、茶词、茶曲、茶歌、茶舞、茶画、茶书法、茶建筑、茶工艺品等等，也都和川门的日常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结下了难解之缘，使茶文化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从此，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呈现出茶文化的不同形态。

唐代成为茶文化典籍文献定型期，其标志是在唐代中叶陆羽撰写的《茶经》问世，中国以至世界才有了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的成书时间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认为刻印于唐建中元年(公780年)。全书共三卷十章，仅有7000多字，却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唐代及其以前有关茶的知识与经验，生动具体地描述了茶的生产、品饮、茶事，言约意丰地深化和提高了饮茶的深层美学与文化内涵。陆羽以后，唐代茶书不断出现，但大多是某一专题性的论述。此外，有关茶的文章也不断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也融汇了更多的茶文化内容，反映了更广阔的生活画面。不仅陆羽、皎然、卢仝等终身许茶者有颇多茶诗，连文坛大诗人李白、白居易、皮日休等也有茶诗名篇传世。这种流风遗韵，影响到其后。

宋辽金元和明、清时代，都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发展期。

在这跨越几个朝代的950来年中，茶文化典籍文献的进展和风貌又是各不相同的。宋代近30种茶书，记载了这一时代茶业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载了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宋代斗茶；丁谓的《i匕苑茶录》，记载北苑园焙之数和图绘器具，以及叙述采制入贡法式；蔡襄的《茶录》记载斗茶时色香味的不同要求，提出斗茶胜负的评判标准，追求整合技巧和审美内涵的统一，都是当时有影响的茶书。明代50多部茶书相继问世，成为中国古代茶书数量最多的时期。朱权《茶谱》论"清饮之说"，把品茗作为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贯穿着求真、求美、求自然的追求，其所持之说，被称为"朱权茶道"，并予日本茶道以影响。明代茶书关于茶具艺术和烹茶技艺的载录，更多地表现出创新精神。而清代虽然饮茶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200多年间仅有茶书10多种，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这一时期最有光采、最有个性的，除了少数茶书外，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各种杂著上。这些杂著透露出更有风采的文化信息，举其要者有三方面：一是几乎每个朝代文坛领袖、盟主或名流，大多都与茶文化结下了姻缘。如宋代的欧阳修、晏殊、王安石、苏东坡、曾巩、范仲淹、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朱熹、吴文英等，辽金元的元好问、虞集、杨维贞、周德清等，明代的朱权、高启、郎瑛、于谦、汤显祖、文徵明、杨慎、徐渭、王世贞、袁宏道、袁中道、张岱、高濂等，清代的全祖望、顾炎武、王士祯、钱谦益、李笠翁、施闰章、工夫之、纳兰性德、曹寅、金农、厉鹗、郑板桥、丘逢甲、纪昀、俞樾等。二是匡正了对辽金元茶文化的误解。这一时期的茶诗文和茶史，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宋辽、宋金的交往，使茶文化正式传播到北方牧猎民族当中，奠定了此后上千年间北方民族饮茶的习俗和文化风尚。如《辽史》有关辽朝朝仪"行茶"的记载，比《宋史》还要多。南宋与金对峙，宋朝饮茶礼仪、风俗同样影响到女真人，女真人又影响到夏朝的党项人，从此北朝茶礼大为流行。蒙古人主中原，由于秉性质朴，不好繁礼缛节，大多数人爱直接喝茶叶，于是散茶大为流行。虽然，元代茶文化总体上走向简约，却也不乏爱茶之人。金末元初的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其中写道："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年。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雪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劝；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耶律楚材是契丹贵族后裔，由金人元，很受蒙古统治者器重，是元初的重要谋士。他得茶时的欢欣，不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时少数民族对茶和文化的渴求吗?三是茶文化向两头的延伸，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宫廷茶文化虽然唐代就已出现，虽然由于陆羽《茶经》不载曾使后人茫然，但1987年法门寺唐代皇宫金银茶具的出土提供了实物佐证。而宋徽宗《茶论》和清乾隆的茶诗，更充满着宫廷茶文化的韵味。诸如关于民间点茶和斗茶之风，关于明清茶馆的描述和记叙，关于茶进一步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都把茶文化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层面。

虽然我们把茶文化典籍文献划分为三个时期，却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为因果，互为依托的。前者是历史的必然，后者是前者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时期文献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国茶文化久远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国茶文化丰富的形态。

中国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中介文化"，是以物质为载体的，在物质生活中渗透着明显的精神内容。而作为这种特性载体的茶文化典籍文献，在文体的形式方面也是多种多样。除茶书外，大略可分为三种类型：散文类、韵文类和小说戏剧类。

古代的散文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几乎凡不是韵文的作品都可以归人其中。茶散文 类作品，人们所常见的有：记，如《顾渚山记》、《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斗茶记》、《煮茶梦 记》等。序，如陆羽《茶经》序起码有八篇之多，著名的还有《三月三日茶宴序》、《＜龙茶录＞后 序》、《＜品茶要录＞序》等。与序相联系的则有跋，如《＜陆文学传＞跋尾》；还有传，如《陆文学自传》，以及拟人化的《叶嘉传》。此外，有随意性极大的笔记，如《老学庵笔记》、《清稗类钞》等 都记载了不少茶事。还有表，如《为田神玉谢茶表》、《代武中丞谢新茶表》、《进新茶表》；启，如 《谢傅尚书惠茶启》；奏章之类的公文，当也属于此类。而信札也可能有茶事的内容，如《与兄子 演书》常为人征引。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则有赋，如《拜赋》、《茶赋》、《南有嘉茗赋》、《煎茶 赋》；颂，如《茶德颂》；铭，如《茶夹铭》、《瓷壶铭》；以及檄，如《斗茶檄》，都是有影响的篇章。

韵文类作品最为常见，包括茶诗、茶词、茶曲、茶歌、茶联等。茶诗是年代久远的文学形式之一，唐代陆羽《茶经》中收入孙楚(约218-293年)的《歌》、左思(约250-350年)的《娇女诗》、张孟阳(266-316年)的《登成都白菟楼》，以及南朝宋王微(420-479年)的《杂诗》，这些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茶诗，却折射出茶事入诗萌芽期的状况。而且，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古代，吟诗作赋是文人的基本功，即使是最拙劣的文士也能吟诌几句。所以，历代不仅是诗人或著名人物，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也留下了几首茶诗。这些茶诗的数量起码应以千计，如果加上涉及茶事之作，数量就更为可观。其体裁多种多样，几乎古体、律诗、绝句、联句、竹枝词、试帖诗、宫词以及宝塔诗、回文诗、顶真诗等趣味诗，都有作品传世，其内容涉及的茶文化面相当广阔，其中一些名句逐渐成了特有的喻茶成语。唐代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宋代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杨万里的《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都是千古传颂的茶诗。

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以茶为内容的词作也应运而生。诗词大家、书法圣手的苏东坡以才情名震天下，他的茶诗多有佳作，如《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中的"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常为人所引用；其七律《汲江煎茶》，"诚斋体"的创制者、大诗人杨万里高度评价道："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难之。"而他的茶词《行香子》，依然显示出大家风范，在短短的六十六个字中，以华章丽彩写了酒后煎茶、饮茶时"从容"不迫的神态和"两腋清风"的感受，由闹到"静"，由"浓"到淡，人生慨叹尽在不言中。黄庭坚同样是文坛大家，他是"江西诗派"领袖和书法名家，多有茶诗名世。他的茶词《品令》历来脍炙人口，那以优美文字、轻松节奏描绘出的烹茶、饮茶情景，"心下快活自省"的意绪，有很强的感染力。此外，金、元、明、清都有茶词佳作问世。如明代嘉靖年间大名士、文坛盟主王世贞的《解语花·题美人捧茶》，将美人煎茶、捧茶的神态写得绰约动人，蕴含着名士风度，文人心态。而同样好学善诗文的其弟王世懋所作《苏幕遮·夏景题茶》，则着意描绘夏季烹茶、饮茶的情况，写出了"半入松风，半人丁香味"的快感。

由于元曲也是一代之文学，散曲小令也纳入了茶事的内容。元代节载德所作散曲《喜春来赠茶肆》，即由10首小令组成。这些小令运用众多典故，广泛讲述了煎茶、饮茶的乐趣，写出了茶博土的"妙手"和"风流"，以及茶肆的"声价彻皇都"，仿佛是一幅洋溢着民间生活气息的风俗画。元曲这种形式也被后代继承，清代吴城、厉鹗于1751年春三月，为乾隆皇帝南巡至杭州写成的《迎銮新曲》，就多处包含着茶的内容。

与茶诗相关联的还有茶歌，现当代仍然大量传唱在人们口头。而在明末清初谈迁所著《枣林杂俎》，就记录过《富阳江谣》(亦称《富阳茶鱼歌》)。这首歌谣控诉了官府胡作非为给茶农和渔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当时浙江按察佥事韩邦奇将歌谣附在奏章呈报，被革职为民。

茶联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形式，是文学与书法艺术的结合。如最为人称道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系集苏东坡《饮湖上初睛后雨》与《和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句而成。据《杭俗遗风》记载，昔时杭州西湖藕香居茶室就曾挂此联。明清时期茶联极为丰富，许多名家都侧身其中。清杭世骏(1696-1773年)撰写并以行草书录："作客思秋议图赤脚婢，品茶入室为仿长须奴。"江恂撰写并以隶书录："几净双钩摹古帖，瓯香细乳试新茶。"郑板桥为扬州青莲斋题："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何绍基为成都望江楼题书："花笺茗碗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这些都是有影响的茶联。而且，现当代人书写前人诗句作茶联者也不在少数。

有关茶事的小说和小说写有茶事，也是常见的。明代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中就有"赵伯升茶肆遇仁宗"，虽然仅以茶肆作为场景，但从侧面反映了宋代茶事之盛。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有"吴月娘扫雪烹茶"一回，清人张竹坡旁批为"是市井人吃茶"。清代小说更是大量描写茶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李汝珍的《镜花缘》、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刘鹗的《老残游记》、李绿园的《歧路灯》、文康的《儿女英雄传》、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等著名作品，无一例外地写到"以茶待客"、"以茶祭祀"、"以茶为聘"、"以茶赠友"等茶风俗。尤其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谈及茶事的就有近300处，描写的细腻、生动和审美价值的丰富，都是其他作品无法企及的。

如果说茶事小说还只是平面地绘声绘色，那么，茶事戏剧则是立体地栩栩如生。宋元南戏《寻亲记》中有一出"茶访"，元代王实甫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无名氏的《鸣凤记》有一出《吃茶》，明代计自昌《水浒记》中有一出《借茶》，高廉《玉簪记》中有一出《茶叙》。而宋代词人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记述她与其夫赵明诚饮茶的趣事，清代洪升则将其富有文化艺术情趣的家庭生活写进杂剧《四婵娟》，成为其中的第三折《斗茗》。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虽然没有专门写茶的剧作，但其《牡丹亭》中的《劝农》一出，艺术地再现了雨前采旗枪、雪水烹香茗，以及春天斗茶等茶事活动。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论述有关茶的各种文字形式，其实是为了表明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多样性。因为曾有一种错觉，认为只有茶书、史料、茶法和部分笔记才属于典籍文献的范畴。如果从茶史来说，自然是可以这么认定的。但作为茶文化的典籍文献来说，就不能排除文学和艺术，甚至象茶的书法、绘画、篆刻作品，以及出土文物之类，都应该网罗其中的。否则，就是不完全和不科学的。即使按照传统的图书分类为经、史、子、集，那么文学作品也是不能排除在外白勺。

至于古代的茶书，自然是中国茶文化典籍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我曾经说过一段话： "中国也是茶书的发祥地，是雄踞世界茶史的陆羽《茶经》产生的国度。任何事物的演变都有一 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往往因循着由初级到高级的层累阶梯而上。但是，陆羽《茶经》却石破天 惊，一出现就把茶书推向了高高的宝座。这种奇异现象，常常使后继者叹为观止。后续的历代 茶书，都为这座宝库增添了新的风采。不过，其间也有过艰难曲折，有过低潮落差。当代，特别 是新时期的茶书，才真正实现了再创伟绩，再造辉煌。中国茶文化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无比的 凝聚力，把祖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中国茶书是世界文化宝藏中的珍品、 精品，曾经极大地推动了茶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研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9月第1 版)这些论述虽然是几年前说的，但今天我想依然是适用的。

宏阔广大的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是一个多棱面的文化体，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万花筒，由于出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员，所以既涵容着一个民族久远的传统，又潜藏着"一种人的心理"， "一个时代的心理"以及"一种种族的心理"的交流汇聚。但是，这种复合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大多没有逃离出六大领域，即：关于茶叶历史，关于品茗艺术，关于科技文化，关于茶叶法规，关于相关文化，关于茶艺思想。

追寻茶叶历史，人们一直期望能够溯本清源。很显然，唐、宋、元、明、清的史料大多清晰、准确，西汉以后有饮茶也争议不大，而关于茶史起源则不甚了然。清代刘源长撰《茶史》(1669 年前后)、余怀撰《茶史补》(1677年左右)，均大抵杂引前人著作，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茶史起源的朦胧是因为典籍的缺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献的重要。但是，即使有只言片语，由于采用者观点相左，也是大相径庭。目前关于茶史起源之说，依然歧义叠出：最有影响的是陆羽《茶经》所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断定为炎帝神农氏的依据是《神农本草经》和《神农食经》，并把这些视为神农氏的著作。陆羽首先探讨茶史起源，最早提出茶事始于神农，自然有学术史的意义。但由于后人考证《神农本草经》是汉代著作，就轻而易举地把陆羽的说法推倒了。虽然后来不少著述依然坚持和沿用神农说，却直到当代也依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此外，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北宋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1063年)提出"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被《四库全书》认定是两宋间著述的《南窗纪谈》则称"三国时已知饮茶"，其依据是《吴志·韦曜传》以茶代酒的记述，连"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也否定了。有的甚至说饮茶起源于西汉，其依据是王褒《僮约》所载的"烹茶尽具"、"武阳买茶"。至于与茶的起源密切相关的茶字由来，特别是秦汉以前 "荼"、"茗"是否即茶，也有不同的意见。看来，这些只能有待于新资料的菟集，并运用考古新发现和民族学资料，也许才能使"尘埃落定"。这也证明，狭义的茶文化典籍文献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继续搜集整理有关文献也是非常必要的。典籍文献的搜罗整理，是一个艰苦而长期的过程。

品茗艺术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也是典籍文献中载录最多的。晶茗艺术，实际上是包括制茶、烹茶、品茶等在内的。精茶是品茗的第一要素，无论是产地、采集、制作都需得地、得时、得法。宋代蔡襄撰《茶录》(1049～1053年)、熊蕃撰《宣和北苑贡茶录》(1121～1125年)所叙的宋代贡茶龙团、凤饼，历朝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一铸茶饼值数十万。而许多文人饮茶，有的临时采集，有的以半成品重新研磨、烤炙，从中体验自制自食的妙趣。水晶是品茗的又一要素，清人张大复甚至把水晶放在茶品之上，认为"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梅花草堂笔记》)但历代品茗专家对水的判第很不一致，不过，归纳起来都强调源清、水甘、品活、质轻。品茗还要择器，讲究壶或杯的古朴雅致，壶要有美韵，杯要小巧。品茗还要讲与人品、环境的协调："煎茶非漫浪，要须人品与茶相得。往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者。"(明陆树声《茶寮记》)明徐渭的《煎茶七类》、冯可宾的《齐茶笺》，均有类似看法。同时，还要领略清风、明月、松吟、竹韵、梅开、雪霁等种种妙趣和意境。至于饮茶方法，自汉唐以来多次变化，主要有煮茶法、点茶法、毛茶法、点花茶法、泡茶法等。但不论何种方法，柴炭、锅釜或器具、火候、色、香、味，都需要处处留神。这些品茗艺术虽觉烦琐，却极有意趣。只要按照典籍文献的说法去做，就可以体验到古典之韵。

科技文化在典籍文献中也有记述。由于文字出于文人之手，他们虽有茶趣、茶情，除极少数人员外，却大多不谙种茶，也不重视种茶技术，所以只有一些零碎记载。不过，这些文字包括对茶树生物学特性的认识、茶树的繁殖、茶园管理、茶树修剪、茶叶采摘都有涉及。而制茶方法的记述，则因不同时代的演变，而透出不同的时尚与追求。还有一种情况，虽然讲的是茶叶生产的仪规，却实际上是谈的文化。如一千多年前采贡茶前，要聚众在山间击鼓，以代雷声，使茶芽早日惊发。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曾有多首诗记叙这件事，其中有两首写道："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阵声喊叫。万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树只萌芽。""溪山击鼓助雷惊，逗晓灵芽发翠茎。摘处两旗香可爱，贡来双凤品尤精。"早春采茶时，开采前要击鼓喊山，把茶芽"唤醒"，从而使它萌发生长起来。采下的茶叶带着两片叶芽，清香可爱，再加工成"双风贡茶"。这表面写的是茶叶采摘，写的是茶叶科技，其实写的是茶乡风俗，写的是文化心理。此外，典籍文献中还有关于茶业地理和名茶产地的大量内容。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茶业是王朝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支柱产业之一。因此，茶业政策的制定，茶政法规的颁行，茶税的征收管理，茶叶生产、流通及消费体制的建立与调整等等，都是政府密切关心和需要解决的。中唐以后历代政府调控茶业经济的制度政策法规等的总和，被称之为"茶政"。茶政与历代财政、国防、文化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其首开先河于唐代，完备、严密并典型者于宋代。其中实行的以茶易马政策，通过内地茶叶控制边区、利用边马强化内部统治，客观上对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唐代虽已首见茶马相易，却未形成定制，至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才确定为一种政策。从此，宋代及明、清时期都长期推行。茶税、贡茶、榷茶、茶马互市的有关上谕、法令、规定和奏章等，唐代以后的文献有关茶叶法规的记载连篇累牍，眉目清楚。

在典籍文献中，记载有大量的茶诗、茶词、茶曲、茶赋、茶画、茶书法、茶的传说故事、茶谚、茶歌、茶舞、茶戏剧。茶之所以与各类文化联姻，有多方面的原因：茶具有清幽儒雅品格，是清醒头脑、陶冶性情的朋友，中唐以后的文人以茶叙友情已是寻常之举。茶能助文思，助诗兴，吟着诗饮茶也更有味道。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被朋友们称之为"别茶人"，他可说是终生、终日与茶相伴："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对茶极为嗜好的卢仝说得浪漫夸张："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王玲研究员在谈到从汉至唐茶酒地位的变化，很有见地的概括为："从酒领诗队到茶为诗魂"。茶既幽雅又隽永，内涵和容量很大，总能品出各种滋味，不断生发各种新的意境。因此，中国大文人很少不与茶结缘的，著名诗人几乎都有茶诗，著名画家又有茶画，著名书法家有茶帖。但是，文人骚客多喜品饮活动，多与高雅艺术结合，大部分茶诗、茶画描绘文人与僧道品茗情形和个人感受。而民间由于长期从事茶叶生产活动，所以多是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重点表现种茶、制茶、饮茶和以茶交友、普惠人间的思想，其中有许多感人肺腑和启迪智慧的佳作，成为上层文化的母本和摇篮。典籍文献中的记载，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原型，也有利于进行分析比较。

茶文化典籍文献中的载录，虽然表面上大多是具体的人和事，但从更深层次的透视和思考，我们可以洞察到其中深沉而博大的茶艺

《二十四孝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艺文类聚》，［唐］欧阳询主编，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宋本，1959年，汪绍楹 断句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11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精装全二册，平装全四册

2. 《北堂书钞》，［唐］虞世南修，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7月，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广陶校刊本

3. 《初学记》，［唐］徐坚等编修，司义祖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月第1版，2004年2月第2次印刷，全三册

4. 《文苑英华》［宋］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十七人编纂，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残本补配明本，1966年5月第1版（1972年1月装订）；1982年7月第2次印刷；1990年8月第3次印刷；1995年第4次印刷，全六册，一千卷

5. 《分门纂类唐歌诗》，南宋赵孟奎编，宛委别藏本。是书原有100卷，分天地山川等8类，每类下又分小类，共收诗人 1353家，诗40791首。现仅存天地山川类5卷，草木虫鱼类6卷。

6.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传为刘克庄编集，李更、陈新校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7. 《唐宋诗三千首——瀛奎律髓》，［元］方虚谷（方回）编，［清］纪晓岚批点，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3月，据1922年扫叶山房本影印。《瀛奎律髓汇评》，［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2005年4月新1版，全三册。《瀛奎律髓》专选唐宋五言七言律诗，共选诗人385家，诗3014首，以大家为主，兼顾各种流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宋七百年间诗歌创作和律诗流变的轮廓，又对所选之诗及唐宋诗歌各种流派作了精要细致的分析评点。此书对后世影响甚大。李庆甲先生潜心耕耘，将清代以来品评《瀛奎律髓》的论述汇成一书，撰成《瀛奎律髓汇评》，是为研究诗史、诗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书籍。

8. 《唐诗类苑》，［明］张之象编撰，全书200卷，“诗逾数万，人至千余”（《凡例》）。共有39个部（大分类），1094个类（小分类）。如“天”部下有日、月、星、河等18个小类。实际收诗数为28067首，载录诗人数为 1472人（除去无名氏）。该书是按题材（主题）分类的现存最大的唐诗选集。中岛敏夫整理，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90—1995年，共7册，前6册是明万历刊《唐诗类苑》200卷的影印本。

9. 《类编唐诗七言绝句》。明代敖英编撰。此书专收七绝，分吊古、送别、寄赠、怀思、游览、纪行、征戍、杂咏、道释等15类，诗后大多有简扼评语，为其他选本所少见。

10. 《唐人咏物诗》，又名《唐人咏物诗选》。明末清初聂先等人编撰。所选皆律、绝二体，计12卷，分天、地、水、木各类编次，又以音韵排列。

11. 《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四库全书本

12. 《御定历代题画诗类一百二十卷》淸 圣祖玄烨 定，《四库全书》第一千四百三十五册至第一千四百三十六册____集部第三百七十四至第三百七十五；清·陈邦彦等编《历代题画诗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

13. 《咏物诗选》，清俞琰，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1月

14. 《古今别肠词选》四卷，清赵式辑。陈维崧、彭孙遹、王士祯。尤侗评点。赵式，字去非，诸暨（今属浙江）人。久困场屋，以寒士终。此书取宋代以来抒写离情别意之词900多首汇为一编，分调编次，卷一、卷二收小令，卷三收中调，卷四收长调。每卷卷末附以己作，共计153首。赵氏于每词之下代拟标题，将原作之题、序一概删削，甚失原貌，最为选家陋习。词下间有圈点和夹注夹批，然殊乏可采。今存康熙四十八年（1709）遗经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5. 《唐宋元明酒词》二卷，明周履靖辑。履靖宇逸之，嘉兴（今属浙江）人。“能诗好事，与其妻桑贞白相唱和，多刊书籍以行，《夷门广牍》卽其所编。盖亦赵宦光、陈继儒之流，明季所谓山人者也。”（《四库提要·梅墟先生别录》）此选是继宋黄大舆《梅苑》之后另一部专题词选，凡二卷，共收录唐五代宋元明词人31家描写与酒有关之词133首。编者并根据词作内容增添题目，如《饮兴·调酒泉子》、《南楼漫酌·调玉楼春》等等。其中间有周氏和作。是书今存金陵荆山书堂刊本、《夷门广牍》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

16. 《撰辰集》四卷，清汪森辑，沈进校定。此为节序词选，分类编排。按元日、立春、人日、上元、天穿节、春社、寒食、清明、上巳、送春、立夏、重午、立秋、七夕、中元、秋社、中秋、九日、立冬小春、冬至、腊和除夕等二十三个节令选录，每类之下入选词作不等。全书共选唐宋金元明人词346首。卷末有沈复粲跋：“右汪晋贤《撰辰集》四卷，钞本也。向为吾邑周梅生先生家所藏，首有晋贤名印。其书或未经刊布者，予借而录之，间有误字，一仍其旧云。道光壬寅秋日山阴沈复粲识。”仅存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沈复粲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17. 《同情集词选》十卷，清陈鼎辑。陈鼎，字汉年，江苏如皋人。此书自《词综》、《词律》诸书选录唐宋以来至清代康乾之世词人小令“与己之情有同然者”391调1122首，其中所录小令，以杨慎、李渔、许嗣隆、杨婉、范安澜、邓繁祯等人为多。依《历代诗馀》体例，按词调字数之多寡为序排列。所选词格调不高，标举香艳柔媚词风，提倡温柔敦厚之旨，寄托大雅之说，以“香草美人，风喻弥深；忠爱之忱，溢于楮墨”者为填词止境，开常州词派之先声。是书尝五易其稿，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始成书，今传有守拙斋巾箱本，缮写较精，卷首有陈鼎自序、雪访居士序、熊琏序及黄理等二十一家题辞。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8. 《百家词》吴讷（辑）、林大椿（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天津：天津古籍书店1992年3月版（上、下册）

19. 《全唐诗》，［清］圣祖玄烨御定 彭定求、季振宜等 奉敕编，（1）康熙扬州诗局本，12函1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年10月，全二册。（2）王全（即王仲闻、傅璇琮）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1979年8月第2次印刷；1985年1月第3次印刷；1990年2月第4次印刷；1992年10月第5次印刷，平装25册；1999年，横排简体字本。（3）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国67年12月。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圣祖南巡时命曹寅领衔在扬州开馆编修《全唐诗》，由彭定求、沈三曾等十名在籍翰林负责编修，仅用一年多时间， 这部多达900卷的大书就编修完成了。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当时几乎全靠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二书拼接成编。全书收诗49403首又1555句，作者2576人，每人有小传，但诗作不注出处。有康熙扬州诗局本，字大阅目，分为12函1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据以影印。中华书局1960年又出版了排印本，1999年又出横排简体字本，较便利用。这部大书完成了总汇唐诗于一书的工作，并以其特殊的权威和普及向世人展示了唐一代诗歌的面貌，使此后的唐诗爱好者和研究者大获沾益，至今不废。不过《全唐诗》仍有遗漏、误收、重出、注释错误、小传错误等不足之处。清乾隆中日本学者市河世宁（旧译上毛河世宁）辑有《全唐诗逸》三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诗》第25册附收），补录128人诗66首又279句。近人王重民又有《补全唐诗》、孙望有《全唐诗补逸》、童养年有《全唐诗续补遗》，共得诗近2000首，中华书局于1982年编为《全唐诗外编》二册出版。后陈尚君又对《外编》进行校订，并续辑《全唐诗续拾》六十卷，得诗4663首又1199句。于是合《外编》、《续拾》为《全唐诗补编》，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中，尚可补唐人逸诗近千首。

附：

全唐诗稿本

［清］钱谦益（1582-1664）、季振宜（1630-1674）递辑 屈万里、刘兆祐 主编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9月初版；1986年12月第二次印行，全71册， “明清未刊稿汇编第二辑” （国立中央图书馆原藏）

全唐诗录

［清］徐倬（1624-1713）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全二册，“四库文学总集选刊”

全唐诗外编

王重民（1903-1975）、孙望（1912-）、童养年 辑录

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7月

台北：木铎出版社，民国72年6月

全唐诗补编

陈尚君（1952-）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全三册

增订注释全唐诗

陈贻焮（1924-2000）主编 陈铁民（1938-）、彭庆生（1938-）副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全五册

20. 《唐五代词》林大椿 辑，商务印书馆，1933年；辑录唐五代词人82家，1134首。附有校记，注明所选词来源和作者简历。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6月，据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校补断句刊行。1957年10月北京第4印。辑录唐五代词作者81家、词作1147首（一说1148首），是继《全唐诗》之后又一次唐五代词的大型结集。其词采自《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 和《全唐诗》中的附词，虽选择尚不甚精当，但搜罗已颇具规模。不过未收敦煌词，则是一大憾事。书中以人编次，唐词按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打破了《全唐诗》等断代总集以帝王居首、女流方外殿后的传统惯例。卷末附有简略的作者生平，兼及作品真伪的考辨、各家重见和字句异同的校勘、宋人诗话有关作家作品的一些遗闻轶事。

21. 《全唐五代词》，张璋、黄畲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收词达2500多篇，颇为丰富，且于各词后兼采词评，也很特殊。此书的缺憾，一是不於诗词之分没有严格的取舍标准，只要有一种书作词收入者，即视为词入编；二是各词所注出处，不分主次先后，许多出处太晚，敦煌词几乎全据王、任、饶三家书转引；三是不甚注意作品真伪的辨别，于后人改唐诗或乐府为词者，不作辨析，伪作亦收入很多，仙鬼词中不少是宋、元明人所作。这些问题，显然影响了全书的学术质量。

22. 《全唐五代词》，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2月，全二册。据唐时词乐实际，分为正、副两编，正编收录曲子词，以唐宋词集收录和唐宋典籍有明确指认者为限；副编收录属诗属词尚有争议的作品，并明确了几条标准，这就确保了全书的编纂质量。同时，又很注意尽量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讲究用书版本，以求录文可信，对有争议、互见的作品作了认真考订。尽管细节方面还有些可议之处（如仍沿袭了一些明清词籍的误说、有同题之作因出典不同而分收正、副编，小传也稍有可补处），本书在处理极难措置的问题上均较前此诸书更为精密审慎，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23. 《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编纂《全宋诗》。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陈新、许逸民主编。全书72册。初步统计收作者9079人，诗247183首，残诗5983句（联），存目323首（句）。宋代立国比唐代长二十多年，但存世文献的数量，则数倍于唐代。宋人文集保存至今者，也超过唐代四到五倍。唐代存诗在1000首以上的只有3人，宋代估计在百人以上。宋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错收误录非常严重。同时，宋诗编录和研究的情况，比唐诗要差很多。全部唐诗的编录，可以追溯到南宋，明清之际几代人作了持续的努力，才有《全唐诗》的出现。即便如此，《全唐诗》的缺收和误录，都有数千例，小传更是在在多误。《全宋诗》是筚路蓝缕的工作，稍微近似一些的书只有厉鹗《宋诗纪事》和陆心源的《补遗》，没有依凭，难度可以想见。《全宋诗》首次完成了宋一代诗歌的全面结纂，为有文集的作者补充了大量集外诗，对9000多位无集作者作了诗作的首次汇集，并且对所有宋人别集中的诗歌作了认真校理，一般都曾利用了传世的主要善本，作了全面的校勘。各集整理都有文本交待，且一律保存别集原编的先后次第，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原集的信息，如北宋诸集中诗，分古近体后大致保存了作品先后写作的次第，对学者考定作品系年和写作动机，是极重要的线索。《全宋诗》对所有散见作品都说明了文献来源，为近万名作者作了生平勾勒，并说明依凭，虽不完备，已很可贵，因为其中绝大部分作者此前没有任何研究基础可言。对部分作品的作者归属、真伪歧异、题序及本文有显著别本等情况，有所考按和甄辨。

24. 《全宋词》，唐圭璋编，王仲闻修订，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1995年6月北京第6次印刷，全五册。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线装本300卷附2卷。建国后中华书局再版时，由王仲闻（学初）重行校订增补，抽换大量底本，并增补词人240余家，词1400余首。全书共收词人1330家，词作约2万首。王氏还重考词人行实，改写小传，引书达350余种。后又续有修订补正，写成《订补附记》。第一次修订本1965年6月出版。1979年重印时附上唐圭璋《订补续记》。王仲闻是王国维之子，家学渊源，谙于宋代文史，对宋人笔记了如指掌。《全宋词》校补毕，唐圭璋曾建议改题“唐圭璋、王仲闻辑”。

别集

25. 《中国历代诗人选集》（40册），台北：远流出版社，民国71年

26. 《曲江集》刘斯翰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27.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八册）詹锳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

28. 《杜诗详注》（五册）［清］仇兆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1989年12月第3次印刷；1995年4月第4次印刷，“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29. 《王维集校注》（四册）陈铁民，中华书局，1997年8月

30. 《王维诗集笺注》杨文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

31. 《孟浩然诗集笺注》佟培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32. 《高适集校注》孙钦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

33. 《岑参集校注》陈铁民、侯忠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2004年9月第2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34. 《李颀诗评注》刘宝和，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

35. 《韩愈全集校注》（五册）屈守元﹑常思春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

36. 《白居易集笺校》（六册）朱金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

37. 《柳宗元诗笺释》王国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

38. 《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蒋维崧、赵蔚芝、陈慧星、刘聿鑫，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39.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二册）陶敏，岳麓书社，2003年11月

40. 《李商隐诗歌集解》（五册）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1988年12月

41. 《温飞卿诗集笺注》［清］曾益注、顾予咸补注、［清］顾嗣立续注，王国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1998年3月新1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42. 《李贺诗集》叶葱奇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月第1版；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43. 《王荆公诗注补笺》李之亮，巴蜀书社，2002年1月

44. 《苏轼诗集》（八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1987年10月第2次印刷，“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45. 《黄庭坚诗集注》（五册）刘尚荣校点，中华书局，2003年5月

46. 《陆游集》（五册），中华书局，1976年11月第1版；1977年5月第2次印刷

47. 《韦庄集笺注》聂安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48. 《韦庄诗词笺注》齐涛，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

49. 《李煜李璟词》詹安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第1版；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50. 《欧阳修词笺注》黄畲，中华书局，1986年12月

51. 《乐章集校注》薛瑞生，中华书局，1994年12月第1版，1997年12月第2次印刷

52. 《东坡词编年笺证》薛瑞生，三秦出版社，1998年9月

53. 《秦观集编年校注》周义敢、程自信、周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7月

54. 《清真集校注》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中华书局，2002年12月

55. 《李清照集校注》王仲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1997年11月第2次印刷

56. 李清照集笺注 徐培均笺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57. 《姜白石词编年笺注》夏承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5月

58. 《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邓广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1995年5月第2次印刷

59. 《李白诗歌赏析集》裴斐主编，巴蜀书社，1988年2月

60. 《杜诗鉴赏》夏松凉，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3月

61. 《李贺诗歌赏析》梁超然选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

62. 《李煜、李清照词详解》靳极苍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63. 《柳永词赏析集》谢桃坊主编，巴蜀书社，1987年7月

64. 柳永词选评 谢桃坊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5. 柳永集 孙光贵，徐静校注 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66. 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 陶然编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67. 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 高丽华编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68. 壮岁族旗拥万夫：辛弃疾 邓红梅编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

69. 《李清照词鉴赏》齐鲁书社编辑出版，1986年4月

70. 《周邦彦词赏析》钱鸿瑛，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1月

71. 《辛弃疾词鉴赏》齐鲁书社编辑出版，1986年12月

72. 《陆游诗歌赏析》段晓华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73. 晏殊词新释辑评 刘扬忠编著 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

74. 李清照词新释辑评 陈祖美编著 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

75. 王安石诗文选评 高克勤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76. 黄庭坚诗词文选评 黄宝华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77. 秦观诗词文选评 徐培均，罗立刚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78. 周邦彦词选评 刘扬忠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79. 李清照词选评 陈祖美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0. 陆游诗词选评 蔡义江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1. 辛弃疾词选评 施议对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2. 辛弃疾词选 朱德才选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选集（今人分类）

83. 《全唐诗精华分类鉴赏集成》，潘百齐编著，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1474 页 。分55部，大体按自然、人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为序排列，下分222门（仅名胜部就有33门），门下再分1175类（仅花卉门就有100类）。共收入418位唐代诗人的诗篇2706首，基本荟萃了全唐诗的精华。全部按类鉴赏，以一篇鉴赏文章统摄一至数类诗。

84. 《全宋词精华分类鉴赏集成》，潘百齐编著，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

85. 《古诗类编》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集体编纂，胡光舟、周满江主编，张明非等编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王运熙序。全四册。参酌古代类书的类目，根据今人的要求，除芜去杂，删繁就简，间立新类，变通体例，厘定为22大类，包括天象自然、江河湖海、山川田园、四时寒暑、岁时节序、花草果木（一、二）、飞禽走兽、鳞介虫鱼、宫观楼台、器用饮食、文学艺术、百工农商、古今人物、战争军旅、忧国伤时、民生疾苦、羁旅行役、交游赠答、抒怀言志、爱情家庭、咏史怀古等；下分334细目，共编入各种体裁和题材的诗歌2730余首，上起《诗经》下迄清末。

86. 《全唐诗精华》，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选诗约6000首，厘为30大类，是近些年来所出的分类最多的唐诗选本，分类法参照明代张之象编撰《唐诗类苑》。

87. 《唐人绝句类选》，周本淳选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

88. 《唐人咏物诗评注》刘永济，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

89. 《唐人送别诗选》，王定祥等选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

90. 《离别在今宵：唐人送别诗100首》，白晓朗、黄林妹评注，1991年9月

91. 《新编唐诗三百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将所选333首诗归为10类。

92. 《盛唐边塞诗评》，漆绪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93. 《唐代边塞诗选注》，胡大浚主编，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1990年？）

94. 《唐代边塞诗选注》，孙全民，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9月

95. 《中国诗歌宝库·唐诗选》（上下册），赵昌平，上海书店，1993年8月

96. 《中国诗歌宝库·宋诗选》，陈达凯，上海书店，1993年8月

97. 《新编宋诗三百首》，吴在庆编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将所选339首诗归为9类。

98. 《唐诗分类研究》，张浩逊，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

99. 《唐风宋韵新吟》陈晋编，万卷出版公司（前辽宁画报出版社），2005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此书收集了一些以思想旨趣见重的唐宋诗词，并把所选入的作品分为时令、山水、劳动、感悟、情谊、品格、政治、友邻八篇。多数篇目下，又划出若干专题类别。在这些诗词的介绍中还添加了阅读导读与感悟文字，为读者欣赏唐宋诗词提供了借鉴。本书的编选工作，从选目、编排、前言到导语、会心一悟文字以及注释，历时半年，共易十四稿。

国学是什么学?概论是啥?

《二十四孝图》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忠孝双全

明朝湖南道州守将沈至绪，有一个独生女儿，名叫沈云英。自小聪明好学，跟父亲学得一身好武艺。

因其父率兵迎异军死在战场上，当时沈云英才十七岁，她登上高处大声呼曰：“我虽然是一个小女子，为完成父亲守城的遗志，我要决一死战。希望全体军民保卫家乡。”大家深受感动，发誓要夺回失地。很快解除了包围，取得了胜利。沈云英找到父亲的尸体，大声痛哭，全体军民都穿上孝服，参加了葬礼。

朝廷下令追封沈至绪为副总兵，并任命沈云英为游击将军，继续守卫道州府。后来人们为她建了一座忠孝双全的纪念祠。有诗颂曰：异军攻城围义兵，娥眉汗马解围城；父仇围难两湔雪，千古流芳忠孝名。

二、望云思亲

唐朝有一位叫狄仁杰的人，从小家庭贫困，勤奋好学，后来做了丞相。他为官清廉，秉政以仁，朝野上下都很尊敬他。

他的一个同僚，奉诏出使边疆之际，母亲得了重病，如果这样离去，无法在身边侍候，心中非常悲痛。狄仁杰知道他的痛苦心情之后，特此奏请皇上改派别人。有一天狄仁杰出外巡视，途中经太行山（今晋城）。

他登上山顶向下看着云，对他的随从说：“我的亲人就住在白云底下。”徘徊了很久，也没有离去，禁不住流出了思亲之泪。有诗颂曰：朝夕思亲伤志神，登山望母泪流频；身居相国犹怀孝，不愧奉臣不愧民。

三、上书救父

汉文帝时，有一位叫淳于意的人，拜齐国著名医师杨庆为师，学得一手高超的医术，曾经做过齐国的仓令。他的老师去世以后，弃官行医。因为个性刚直，行医的时候，得罪了一位有权势的人，导致后来自己遭陷害，被押往京城治罪。

他的女儿名叫缇萦，虽然是一位弱小女子，然而不辞劳苦，长途跋涉一同前往长安向皇帝诉冤。她陈述了肉刑的害处，并说明了父亲做官时清廉爱民，行医时施仁济世，确实是遭人诬害。

愿意替父受刑。汉文帝被缇萦的孝心深深感动，赦免了她的父亲，并且下诏书废除了肉刑。有诗颂曰：随父赴京历苦辛，上书意切动机定；诏书特赦成其孝，又废肉刑惠后人。

四、彩衣养亲

唐朝有个姓杨的人，家贫如洗，但十分孝道，靠讨饭养其父母。故人们叫他杨乞。他所讨食物，都带回家中奉献双亲。父母没有尝过，他虽然饥饿也不敢先尝。

如有酒时，就跪下捧给父母，等父母接过杯子即起来唱歌跳舞就像小孩子一样，使父母快乐。有人怜悯他穷困，劝他给人家打工，用所得收入养亲。杨乞答道：“父母年迈，若为人家打工，离家太远，就不能及时奉侍他们。”听的人感到他真是个孝子。

后来父母去世了，他又乞讨棺木安葬。每逢初一、十五，就拿着食物去墓前哭祭。有诗赞曰乞酒奉亲尽礼仪，高歌跳舞学娇姿；娱亲精彩引欢笑，满室春风不断吹。

五、哭竹生笋

在三国时，有一个孝子，姓孟，名宗，字恭武（湖北阳新县富水阳辛村人），从小就丧了父亲，家里十分贫寒，母子俩相依为命。长大后，母亲年纪老迈，体弱多病。不管母亲想吃什么，他都想方设法满足她。

一天，母亲病重，要吃竹笋煮羹治愈，但这时正是冬天，冰天雪地，风雪交加，哪来竹笋呢？ 他无可奈何，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跑到竹林抱竹痛哭。哭了半天，只觉得全身发热，风吹过来也是热的。

他睁眼一看，四周的冰雪都融化了，草木也由枯转青了，再仔细瞧瞧，周围长出了许多竹笋。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他把竹笋让母亲吃了，母亲的病就好了。有诗颂曰：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须臾冬笋出，天意招平安。

六、打虎救父

晋朝时，有一位叫杨香（今河南沁阳人）的孝子，十四岁的时候就经常跟着父亲去田里收割庄稼。 有一天，突然一只老虎把他的父亲衔去。

当时杨香手无寸铁，但他深深地知道必须去救自己的父亲，于是不顾自身的危险，立即爬上虎背，紧紧扼住老虎的脖子，老虎终于松口逃走。他的父亲也就脱离虎口，保全了性命。 有诗颂曰：深山逢白额，努力搏腥风；父子俱无恙，脱身虎口中。

七、鹿乳奉亲

周朝时，有一位叫郯子的，从小就很孝顺。他的父母年老的时候，双目均患眼疾，想吃鹿乳。郯子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于是他穿上了鹿皮，往深山鹿群中走去，想这样去取得鹿乳供奉双亲，没想到被打猎的人发现。

正当猎人举起了弓箭要射杀他时，他急忙喊道：“我为了取得鹿乳，给患有眼疾的双亲吃才穿上鹿皮，混到鹿群中采取鹿乳。”猎人知道原来是人不是鹿，才放下弓箭没有射他，并且对他这种孝敬父母的行为赞叹不已。有诗赞曰：亲老思鹿乳，身穿褐毛衣；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

八、笼负母归

鲍出，字文芳，是后汉时新丰人，天生魁伟，生性至孝。一天他不在家，一伙强盗把他母亲劫走。鲍出闻讯后，怒发冲冠，抄起一把刀就不顾一切地追下去。

沿途杀了十几个贼人，终于追上了劫掠他母亲的强盗，远远看见母亲和邻居老妪被绑在一起。 他大吼一声，奋力上前。众贼见他来势凶猛，锐不可当，吓得四散逃命。鲍出顾不上追敌，径直跑上前来，叩头请罪。跪着给母亲和邻居老人解开绑绳，将她们解放回家。

后来战乱纷起，他就侍奉母亲到南阳避难。贼乱平定，其母思归故乡。可是路上跋山涉水，抬轿难行，鲍出思虑再三，就编了一个竹笼，请母亲坐在笼中，将她背回家乡。后人有诗赞曰：救母险如履薄冰，越山肩负步兢兢；重重危难益坚忍，孝更绝伦足可矜。

九、弃官奉亲

荥阳中牟人潘岳，字安仁，晋武帝时任河阳县令。他事亲至孝，当时父亲已去世，就接母亲到任所侍奉。他喜植花木，天长日久，他植的桃李竟成林。每年花开时节，他总是拣风和日丽的好天，亲自搀扶母亲来林中赏花游乐。

一年，母亲染病思归故里。潘岳得知母意，随即辞官奉母回乡。上官再三挽留。他说：“我若是贪恋荣华富贵，不肯听从母意，那算什么儿子呢？”上官被他的孝行感动，便允他辞官。

回到家乡后，他母竟病愈了。家中贫穷，他就耕田种菜卖菜，之后再买回母亲爱吃的食物。他还喂了一群羊，每天挤奶给母亲喝。在他精心护理下，母亲安度晚年。 诗曰：弃官从母孝诚虔，归里牧羊兼种田；藉以承欢滋养母，复元欢乐事天年。

十、芦衣顺母

周朝闵损，字子骞，是个孝子。母亲早逝，父亲怜他衣食难周，便再娶后母照料闵子骞。 几年后，后母生了两个儿子，待子骞渐渐冷淡了。一年，冬天快到了，父亲未归，后母做棉衣偏心，给亲生儿子用厚厚的棉絮，而给子骞用芦花絮。

一天，父亲回来，叫子骞帮着拉车外出。外面寒风凛冽，子骞衣单体寒，但他默默忍受，什么也不对父亲说。后来绳子把子骞肩头的棉布磨破了。父亲看到棉布里的芦花，知道儿子受后母虐待，回家后便要休妻。

闵子骞看到后母和两个小弟弟抱头痛哭，难分难舍，便跪求父亲说：“母亲若在仅儿一人稍受单寒；若驱出母亲，三个孩儿均受寒。”子骞孝心感动后母，使其痛改前非。自此母慈子孝阖家欢乐。 有诗赞曰：闵氏有贤郎，何曾怨后娘；车前留母在，三子免风霜。

十一、卖身葬父

汉朝时，有一个闻名的孝子，名叫董永。他家里非常贫困。他的父亲去世后，董永无钱办丧事，只好以身作价向地主贷款，埋葬父亲。

丧事办完后，董永便去地主家做工还钱，在半路上遇一美貌女子。拦住董永要董永娶她为妻。董永想起家贫如洗，还欠地主的钱，就死活不答应。那女子左拦右阻，说她不爱钱财．只爱他人品好。

董永无奈，只好带她去地主家帮忙。那女子心灵手巧，织布如飞。她昼夜不停地干活，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织了三百尺的细绢，还清了地主的债务、在他们回家的路上，走到一棵槐树下时，那女子便辞别了董永。

相传该女子是天上的七仙女。因为董永心地善良，七仙女被他的孝心所感动，遂下凡帮助他，后来嫁给了董永。 有诗颂曰：葬父贷孔兄，仙姬陌上逢；织线偿债主，孝感动苍穹。

十二、亲尝汤药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刘邦的四儿子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是一个有名的大孝子。刘恒对他的母亲很孝顺，从来也不怠慢。有一次，他的母亲患了重病，这可急坏了刘恒。他母亲一病就是三年，卧床不起。刘恒亲自为母亲煎药汤，并且日夜守护在母亲的床前。每次看到母亲睡了，才趴在母亲床边睡一会儿。

刘恒天天为母亲煎药，每次煎完，自己总先尝一尝，看看汤药苦不苦，烫不烫，自己觉得差不多了，才给母亲喝。刘恒孝顺母亲的事，在朝野广为流传。人们都称赞他是一个仁孝之子。有诗颂曰：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病，汤药必先尝。

十三、卧冰求鲤

晋朝时期，有个叫王祥的人，心地善良。他幼年时失去了母亲。后来继母朱氏对他不慈爱，时常在他父亲面前说三道四，搬弄是非。

他父亲对他也逐渐冷淡。王祥的继母喜欢吃鲤鱼。有一年冬天，天气很冷，冰冻三尺，王祥为了能得到鲤鱼，赤身卧在冰上。他浑身冻得通红，仍在冰上祷告求鲤鱼。正在他祷告之时，他右边的冰突然开裂。王祥喜出望外，正准备跳入河中捉鱼时，忽从冰缝中跳出两条活蹦乱跳的鲤鱼。

王祥高兴极了，就把两条鲤鱼带回家供奉给继母。他的举动，在十里乡村传为佳话。人们都称赞王祥是人间少有的孝子。有诗颂曰：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留得卧冰模。

十四、闻雷泣墓

战国时魏国有一个名叫王裒的人，侍奉他的母亲特别孝道。他母亲在世的时候，生来就很胆小，惧怕雷声，王裒经常在打雷的时候，到母亲身边给其壮胆。

母亲去世后，王裒把他埋葬在山林中寂静的地方、一到刮风下雨听到震耳的雷声，王裒就奔跑到母亲的坟墓前跪拜，并且低声哭着告诉道：“儿王裒在这里陪着您，母亲不要害怕。”有诗颂曰：慈母怕闻雷，冰魄宿夜台；阿香时一震，到墓绕千回。

十五、百里负米

周朝，有个叫仲由的人，字子路。家里很贫穷，时常在外面采集藜藿等野菜当食物。而子路为了赡养父母双亲，常常到百里以外的地方背回米来，尽到自己的孝心。父母去世以后，子路南游到楚国。楚王非常敬佩恭慕他的学问和人品，给子路加封到拥有百辆车马的官位。家中积余下来的粮食达到万钟之多。

但是子路仍然不忘父母的劳苦，感叹说；虽然希望再同以前一样生活，吃藜藿等野菜，到百里之外的地方背回米来赡养父母双亲，可惜没有办法如愿以偿了。有诗颂曰：负米供甘旨，宁辞百里遥；身荣亲已没，犹念旧劬劳。

十六、挨杖伤老

汉朝时，大梁有个叫韩伯愈的人，本性纯正，孝敬父母，是一位著名的孝子。他的母亲对他管教很严格，稍微有点过失，就举杖挥打。

有一天伯愈在挨打时，竟然伤心哭泣。他母亲觉得奇怪，问道：“往常打你时，你都能接受，今天为什么哭泣？”伯愈回答道：“往常打我我觉得疼痛，知道母亲还有力气，身体健康，但是今天感觉不到疼痛，知道母亲身体衰退，体力微弱。所以伤心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并不是疼痛不甘心忍受。”说明了他非常孝敬母亲。有诗颂曰：体念母亲情至诚，母棰轻重甚关心；一朝知母力衰退，顿起心酸泪湿襟。

十七、跪父留母

宋代，江南有一孝女名叫张菊花。七岁那年，母亲不幸病逝，父亲续娶。菊花没有因此而分辨生养之别，对待继母恭敬。她的继母却居心不良。

一天，其父外出做生意，继母乘机将她卖给人家作婢女。事有凑巧，菊花的父亲在回归途中，偶遇菊花。父女相逢，悲喜交加。当父亲问她为何落此地步时，菊花含泪不语，生怕连累继母，在父亲追问下，不得已才告之。父亲听后大吃一惊，当即将菊花赎了回来。

三日后父女回到家。其父见到后妻，十分恼怒，欲将其休掉。菊花见状，当即下跪为继母求情，父亲终被其孝心感动，方才罢休。继母没有生子。其父去世后，菊花对待继母和父亲在世时一样孝敬、因此世人有诗颂曰：一片奉心如石坚，一身被鬻亦依然；情深跪动恕宽母，纯孝并齐闵子骞。

十八、孝感继母

清朝人李应麟，居云南昆明，从小温顺善良。他的母亲不幸去世后，便劝父亲再娶。他用卖卜的收入来供养父母。

应麟对待继母虽然十分孝顺，但是继母却将他视为眼中钉，百般刁难，常常对他施以棍棒。每当这时应麟总是跪着，恭敬如初，丝毫没有抗拒之意。他的父亲却轻信继母谗言，将他逐出了家门。应麟仍无怨言，每年父母生日，都准备好礼品回家祝贺。

不久应麟听说继母病了，急忙回家进行护理，并跑到三十里外的地方求医抓药，不管雨天晴天天天如此，直到继母病愈。同时应麟对待继母所生孩子格外亲和，终使继母悔恨不已，是此母子关系改善，胜过亲生。后人赞曰；不忧继母逐离乡，母病回家侍药汤；将弟视同亲手足，母终悔恨变慈祥

十九、劝姑孝祖

明朝时候，浙江绍兴山阴有一户姓杨的人家，娶了一个妻子，名叫刘兰姐，年仅十二岁，却很明事理，对家人十分恭敬殷勤。她婆母王氏动不动就冒犯长辈，经常骂祖母“老不死”，将其视为“包袱”，言辞十分粗野。一天深夜，刘兰姐来到王氏的闺房长跪不起。

王氏大吃一惊，问其缘故。刘兰姐答道：儿担忧婆母不敬太婆母．日后媳妇将视为榜样，待您老了，也把您视为“包袱”，那时您会多么伤心啊！太婆母长命百岁是我家的大幸，恳求您三思而行呀。

王氏听后恍然大悟，边流泪边叹气说：良言使我受益不浅啊！于是痛改前非，对待祖母温柔恭顺。而刘兰姐对待王氏亦是如此。真是：二六女儿明大义，看姑骂祖逆亲意；入房跪劝悔前非，示范儿孙行孝字。

二十、孝感动天

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舜，是瞽瞍的儿子。从小就很孝顺父母。他父亲是个老实厚道的农夫。舜的生母在舜十几岁时故去了，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据说很有音乐天赋。他娶了一位后妻，性情粗暴、凶狠。

舜的母亲因家境贫困，常对他父亲出言不逊、横加指责。她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象。象长大后变得凶残、蛮横、傲慢、无理，也常对父亲傲慢不恭敬。

只有舜始终如一，不怨天尤人，对父母恭顺如常，对弟弟加倍关心、照顾，引导其改过自新。此超常之大孝心，感动上天。当舜在山下耕田时有神象相助；又有神鸟帮忙锄去荒草。当时的帝尧听说舜的孝行，特派九位侍者去服侍瞽瞍夫妇，并将自己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以表彰他的孝心。

后来尧把帝位也“禅让”给舜。人们赞扬说，舜由一个平民成为帝王纯由他的孝心所致。后人有诗赞曰：队队耕春象，纷纷耘草禽；嗣尧登帝位，孝感动天心。

二十一、兄弟争孝

清朝时，长江口外的崇明岛上，有吴氏四兄弟，小时候因家境贫困，父母不得已把他们卖给富家为童仆，以求一条生路。他们长大后，个个勤奋节俭，赎出卖身契，回到家乡，合力盖起房舍并各娶妻成家。

这时，他们已理解当日父母之苦心，故争相供养父母，以示不忘养育之恩。开始认定每家供养一月。后来，贤惠孝顺的妯娌们认为隔三个月才能轮到供养，时间太长了，故改为每家供养一日。

以后又改为自老大起每人供养一餐，依次排下。每隔五天，全家四房老少合聚一起，共烹佳肴，奉养父母。席上子孙、儿媳争相端菜敬酒，百般孝顺，真是合家欢乐陶陶。二位老人安享天年，福寿近百岁无病而终。

二十二、啮指痛心

曾参，字子舆，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得意门生，世称“曾子”，以孝著称。少年时家贫，常入山打柴。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忽然觉得心疼，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返回家中，跪问缘故。

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来，我咬手指盼你回来。”曾参于是接见客人，以礼相待。曾参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二十三、老莱娱亲

春秋时，楚国有位隐士，名叫老莱子。这个老莱非常孝顺父母，对父母体贴入微，千方百计讨父母的欢心。

为了让父母过得快乐，老莱特地养了几只美丽善叫的鸟让父母玩耍。他自己也经常引逗鸟儿，让鸟儿发出动听的叫声。父亲听了很高兴，总是笑着说：“这鸟声真动听！”老莱见父母脸上有笑容，心里非常高兴。

老莱其实也不小了，也年过70岁。一次，父母看着儿子的花白头发，叹气说：“连儿子都这么老了，我们在世的日子也不长了。”

老莱害怕父母担忧，想着法子让父母高兴。他专门做了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走路时也装着跳舞的样子，父母看了乐呵呵的。

一天，他为父母打水上堂，不小心跌了一跤。他害怕父母伤心，故意装着婴儿啼哭的声音，并在地上打滚。父母还真的以为老莱是故意跌倒打滚的，见他老也爬不起来，笑着说：“莱子真好玩啊，快起来吧。”

后来，“老莱娱亲”成了成语，形容子女想尽办法让年事已高的父母心情舒畅。

二十四、郭巨埋儿

汉朝的时候。有个姓郭名巨的人。表字文举。家里穷苦得很。他有个儿子还很幼小。郭巨的母亲常常把自己吃的东西分给孙儿吃。郭巨因为家里穷得不能够奉养母亲。儿子又要分母亲的食物，如何是好呢？于是总等着儿子走出的时候。

再到母亲那里去进食物。年迈的母亲总把食物留给儿子。郭巨便要将儿子给埋了。郭巨说。你不要惊动了母亲。儿子可以再有的。

母亲是不可以再得的。为何不把儿子埋葬了？郭巨的妻子不敢违背她丈夫的话。就在地上掘坑。掘到三尺多深。正要将儿子扔进去，忽然一个霹雳。并且地里有一釜的黄金。上面有字写着。说是天赐郭巨，官不得取。

此文出自元朝·郭居敬所作的《二十四孝图》

写作背景：

《二十四孝故事》是中国元朝成书的一本宣扬传统儒家孝道的蒙养读物，其中选辑了为封建王朝所称颂的自上古至宋代的24个孝男孝女的事迹，叙之以文，咏之以诗，绘之以图，目的在于“用训童蒙”即培养儿童的封建孝德，并在民间广泛流传。在旧社会，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二十四孝故事》，必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辨证的历史的分析。其中确实有值得继承和弘扬的内容，但也有糟粕。值得继承和弘扬的是——对父母的敬爱和关心、发自内心的事奉父母的精神。

在《二十四孝故事》中，几乎都具有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具有它永恒的价值，这就是《二十四孝故事》的核心与精华所在。我们读《二十四孝故事》，当以同情之心去了解古人。他们也许并非看重形式，让后人件件照办，而是想通过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人世界还有“孝”之一字！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由于“孝道”源于原始的氏族社会，发展于和强化于封建社会，因而它必然带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成了官方“以孝治天下”的理论之后，产生了逆来顺受的、愚孝的、迷信的、因果报应的观念，甚至有与人性相背离的地方。

如“卧冰求鲤”，“恣蚊饱血”，“埋儿奉母”，“闻雷泣墓”等，所有这些都是不能吸收和提倡的，即使是“刻木事亲”虽然表现出丁兰的至诚之心，但是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可笑，都应予以抛弃。今天我们提倡的孝应该是文明的、合乎理性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去吸收“二十四孝”中的一切。总之，在今天这个文明的、法制的社会中，父母和子女在人格上和法律上是平等的，父母有责任和义务哺育子女，子女有责任和义务孝敬父母。

当今有不孝顺父母的子女，也有把自己亲生的儿女遗弃、卖掉、甚至有将其扼死、溺死或杀死的父母，这些都是丧失了人性和违法的行为，是社会和人类的良知不能容许的。因此，要提倡“父慈子孝”，继承和弘扬孝道文化的精华。

作者简介：

字仪祖，元尤溪县广平村（今大田县广平镇）人。博学好吟咏，不尚富丽，与仲凡、仲实俱以诗名。性至孝，事亲左右承顺，备得其欢心，居丧哀毁尽礼。尝集虞舜以下二十四人孝行，序而赓之以诗，用训童蒙。时虞集、欧阳玄荐之，固辞不起。著有《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百香诗集》。

国学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

国学，又称国故，可译“ GuoXue ”（音译）、“ Sinology ”(意译，指中国学， 汉学 ，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主要是根据胡适:“中国皠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佛 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标化和学术成就，包括 历史 、 思想 、 哲学 、 地理 、 政治 、 经济 乃至书画 、 音乐 、 术数 、 医学 、 星相 、 建筑 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另外国学还指学府 ，如太学、国子监。国学也是一门学问，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20年代 始盛。简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学，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

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

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王淄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于1935年）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几个月后，梁启超又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次提及“国学”。章太炎则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至此，“国学”一词在中国也

到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文化转型,关于"国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由于当年在学术界的地位高大，因此他的观点影响范围最广。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现在,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目前汕头大学王富仁教授提出了“新国学”概念,他认为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新国学倡导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念，说胡适很行，同样也不否认鲁迅的伟大，各种文化的对立不要看得那么重，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

我的国学观（千秋悠客）

首先，我认为国学乃是一种社会科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他的研究范围首先是在中国文化方面，涉及中国文化的各个版块。

他跟文学艺术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文学不是国学、历史也不是国学，艺术也不是国学。所以单纯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历史作品，他们本身并不是国学。国学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东西。就像文学理论是理论，而文学作品并非理论一样，文学家是文学的创作者，理论家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解剖分析的研究人员，他们从事的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一个重在创造，在想象，而一者重在科学的分析、研究。他们互为素材与主题的关系。文学、艺术、历史等，以及其他文化现象，乃是国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本身不叫做国学著作。而对他们研究而写出的著作才叫做国学著作。

接着看国学的研究对象。

国学的研究对象，除了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研究外，他还包括由此延伸出来的朴学、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图书版本及辩伪学、文物鉴定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学体系。那么这算是古典国学吧。要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也可以称为国学。可以是现代国学。比如把现代文学、现代历史、佛学、宗教、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存在主义等等思想融入到了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些文化现象，都可以成为国学的研究范围，当然这方面现在还没有严格的区分。我这里也就不深谈了。

再看国学成就的评价标准。

国学强调的乃是科学性、逻辑合理性、学术严谨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不是判断国学成就的主要标准。

艺术性与思想性乃是判断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不适用于国学范畴。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国学著作里面感受出他的艺术性与思想性，比如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艺术色彩，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像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从形式上看，都具有艺术性的特点。但是，艺术性不是判断国学著作优劣的主要标准。就像钱穆，是典型缺乏文采的一位国学家，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国学成就，因为他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提供的材料，都属于非常成熟的。比较准确的表达了他的意思。

那么思想性是不是判断国学水平的标准呢？同样不是重要标准。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我们强调的是论点、论证、论据的相关性，如果论据不能成立，那么再冠冕堂皇的论点，都是低劣的。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蔡元培的《红楼梦索引》刘心武的“秦学”，都只是一场场学术闹剧。我们不能说康有为的改良、蔡元培的革命不对，但是他们妄改事实、牵强附会，对于学术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所以才有后来的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的辩伪，才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也因此被认为是踩着蔡元培成了红学家，但学术强调的是严谨，就是这样六亲不认的。认理不认人。）假如我们因为钱穆辩伪而影响康有为改良学说的传播，胡适考证而影响了蔡元培革命学说的传播，那么那只是他们在社会效应上产生的结果。但是在学术方面，并不能因为他们产生的社会效应而颠倒黑白。比如说刘心武的“秦学”引起了红学的普及，这是他的社会效应，但这社会效应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科学性严谨性呢？是不是就代表了“秦学”的成就呢？不是的。也许有的结论或理论根本不能成立，但他在一个时期因为手段的创新性和思想的先进性而引起了大众的追捧，但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对的。正如花费数年研发的产品，会毁于一句并没认真论证的谣言一样。你能说明这句谣言比数年的研究实践，他们写出的学术论文，更有价值吗？更正确吗？显然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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