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清代以前训诂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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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到两汉是训诂学发生发展时期：叔向说《周颂·昊天有成命》一诗，说明早在春秋时代，训诂已行。汉代训诂有了很大发展，其原因有二：

一是儒家思想被奉为正宗传授和解释儒家经典成了当时学者的首要任务。

二是汉代去古已远，许多字的古义、古音一般人已不能了解，这就使得解释古文献成为迫切需要。

魏晋是训诂学的扩展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注解的范围继续扩大，除了继续注经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解释史书、子书与文学作品乃至佛经经典的训诂著作；

2、义疏形式的出现；

3、出现了一批训诂专著，其中重要的有张揖的《广雅》；吕忱的《字林》；顾野王的《玉篇》；

4、出现了一批研究前代训诂专著的著作。

唐代是训诂学的保守时期：基本上是保守旧注而无创新。孔颖达等人以六朝和隋的旧疏为底本，撰《五经正义》。正义者，正前人义疏，义归一宗也。这样《五经正义》成为官定的五经经义，儒生考试必须以此为准，五经的解释就固定下来，随之也就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五经正义》没有创新，但保存了许多宝贵资料。

宋代是训诂学的变革时期：宋代重义理而轻章句训诂，其中朱熹对训诂学的影响很大，殷孟伦先生总结朱子对古籍训释的见解，计有8条：

（1）重视字书、韵书，名物训诂；

（2）尊重古注传疏，兼采近时之说；

（3）主张注文宜平易明了；

（4）不可令注脚成文；

（5）不可以己意解释古籍；

（6）会通大义，以定训诂；

（7）不可增字为释；

（8）于所不知，要当阙疑。

洪诚先生总结这时期的训诂学成绩，说有5件事是新的发展：

（1）字分虚实，半虚半实；

（2）古音学萌芽；

（3）注释中用彝器铭文说《诗经》成语，开近代研究方法的先例；

（4）强调用语法批评前人造句、句读、训诂各方面的错误；

（5）文字学发生变化。元明是训诂学衰落时期，元代训诂专著的新作很少，值得一提的是卢以纬的《语助》，这是研究虚字的最早专著。

顾炎武说“明人之书，无非盗窃”。这一时期新编的训诂专专著只有朱谋玮的《骈雅》，方以智的《通雅》和黄扶孟的《字诂》、《义府》，各有特色。这一时期的字书有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

《字汇》是我国第一部采用笔划排列法编纂的字典，它把《说文解字》的540部首合并为214部首，还将部首以“字画之多寡循序列之”；每一部首中的字也是以笔划多少排列的，比起《说文》、《玉篇》以音序排列的韵书来，大大地便于读者检字，这在当时来说是最进步的检字法，对后世字典的编纂有很大的影响，后来的《康熙字典》就是完全依照《字汇》的检字法编排的，《正字通》的部首和排列法都依照《字汇》，但比《字汇》征引稍博，这两部字典都是普及性的，直接服务于一般群众，为当时的民众所欢迎。

汉语训诂学的近代以来训诂学的发展

概述：训诂学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战国末期的《尔雅》被认为是最早的训诂学著作，而训诂学的传统观念形成于唐代的孔颖达，国学大师黄侃则创立了训诂学的现代观念。语言学家王力在1947年的《新训诂学》中提出“必须打破 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 ，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周大璞在《训诂学要略》中也说 “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和词义系统，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义发展演变的规律。”新训诂学是相对旧有 的训诂学而言的。

古代：在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尔雅》中，第一篇与第三篇分别以“释诂”“释训”命名。在这里，“诂”与“训”分立，这表明，在作者心目中，“诂”与“训”是“释”的对象，是作为两个实在对象出现的，并非构成一个术语。这从《尔雅》十九篇均以“释×”为命名方式也可以得到证明。西汉《诗诂训传》中，“诂”“训”“传”三字并立，这是汉代毛亨在继承前人及《尔雅》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三种训释方式。“诂”大致为训解古词古义及其他基本词，“训”大致是训释连绵词及重言词，“传 ”是在“诂”与“训”的基础上阐释诗的内在涵义等。毛亨的“诂”“训”“传”有两个特点，一是“诂”“训”“传”的含义及使用，仍具有词源的特征，二是《周南·关瞍诂训传第一》之类名称表明毛亨并未将“诂”“训”及“传”作为一个术语来使用，因此，毛诗中“诂训”并非连用，而是分用。东晋，郭璞在《尔雅·序》中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郭璞又在《尔雅·释诂第一》中第一条下说：“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

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 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犹 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 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学，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诂 训之义，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在这段话中，孔颖达展示了他的概括历程：由“诂训传”概括为别名“注解”构成了一个术语，这是一次对学科认识的质的飞跃。又由“诂训”总括其对象：“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最后又加以补充道：“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孔颖达在训诂领域中已初步进入了术语的确定及对象的划分领域中，已由具体的对象初步上升为抽象的概括了。

20世纪之初到现代研究训诂的学者继承清代学者研究的成果，吸收了外国的一些早期的语言学的知识，开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字原和语根的探求。章炳麟作《文始》，取《说文》中的 510个独体字和半独体字作为“初文”和“准初文”，推求由同一“初文”而繁衍出来的音义相关的语词。凡音义皆近，叫作孳乳，音近义通，叫作变易。目的在求“语源”，求语词之间的亲属关系。但可惜没有脱离文字形体的束缚，所求不是“语源”，结果是文字之原，他用的方法是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在声音的通转上又以他所定的《成均图》为根据，有些也失之勉强。

其后，沈兼士作《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主张以形声字为出发点，用归纳的方法研究形声字同一声符所表现的基本意义。但同一个声符所表现的意义不一定就是一个，也当有所区别。形声字的声符，凡音义相同或相近的可以构成一个词族，由此再联系音韵，借重古音的知识（包括声母韵母），以求其语根。以实际证据为主，不以主观想象为断，其结果必较可信。这种理论无疑问是正确的。就研究的方法来说，把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来研究，溯源探委，具有创新的精神，大为学者所重视。他后来所主编的《广韵声系》就是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张本。

②研究同源字。同源字是音近义同和义近音同的字，合在一起可以定出是同出一源。类聚同源字的意思也是在寻求语源。同源字的研究，其实就是语源的研究。同源字大都是同义词，或意义相关的词。在原始的时候本来是一个词，代表某一基本概念，后来语音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读音，才产生细微的意义差别。但是同义词不都是同源字，要以声音是否相近为定。王力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根据古代的训诂资料，探微索隐，编成《同源字典》一书，以韵部为纲，声纽为目，条理秩如，是研究汉语词义学的一部新著。

③虚词的研究。近代因为语法学的兴起，虚词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最明显的改变是研究虚词的人对虚词的词类和用法都有比较清晰的说明。杨树达曾根据《马氏文通》作《高等国文法》，后来就以《高等国文法》为基础， 参照王引之 《经传释词》，作《词诠》一书。专门解说虚词。其后裴学海又作《古书虚字集释》，集录前人所说，并加以补正，与《词诠》相得益彰。吕叔湘有《文言虚字》一书，简明赅要，是学习古代文言文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

④根据出土的古铜器铭文考订古书的训释。先秦的古书都以篆书古文书写，到汉代经过传写，后来又转写为隶书，文字伪变已多，汉代以来的解释往往有误。现代可以借助商周铜器铭文解决一些前代义训中的症结问题。王国维首先以铜器铭文解释《诗》、《书》中的常用词语（《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别开生面。后来一些古文字学家继踵而起 ，创获更多。在这方面成就最多的是于省吾。他平生所最服膺的是王念孙，所以他所著的书都重实证，不为凿空之论，如《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楚辞新证》等书驳正前人误解的地方极多，为利用古文字资料刊正古书创立出一种新的门径。

⑤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唐宋以后语词的考释。清代学者对一些通常在书面上见到的口语词已经有所集录，大都是随笔札记，略明出处，而解释不多。近代以来，罗振玉虽有《俗说》一书，稍补前人著述所不备，但仍属札记性质，还不能说是训诂的研究。惟到张相作《诗词曲语词汇释》　一书才开始作唐以后诗词曲语词的研究。诗词曲中很多习用的不容易懂的口语词在字书和词书中都没有解释，张相一一举例，比证详考，作出解释，是一种新的成就。同类的著作还有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都有很精到的解释，为阅读唐以后的文学作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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