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写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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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于《易》及其卜筮态度。

其一，孔子起初只把《易》看作卜筮之书，却并不主张卜筮，认为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他以前也是这样教授弟子的。易经讲的是什么所以，当看到老师“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贺”时，作为学生的子赣(即子贡）觉得老师前后矛盾，因而才迷惑不解地询问。孔子不仅指出他理解上的错误，而且耐心地开导他，指出《易》一书产生于“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智）”，赏识蕴藏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其二，孔子“晚而好《易》”，并一度热衷于占筮。这从“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得出。

年轻时不主张占卜的孔子，为什么老了却又热衷于占笟了呢？这大概与孔子50岁后，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时所经历的人生坎坷和挫折有关。在到处碰壁、壮志难酬的境况下，孔子一度感到力不从心、吉凶难料，因而不得已利用《易》来占卜，看看运气如何。这其实与他以前所教导学生的“知谋远者，卜筮之繁”也正相吻合。表明即使圣贤，在遭遇坎坷、陷人穷途末路之际，也会一时陷人迷茫而求助于占卜。

其三，一度频繁地占筮使孔子对《易》不时翻阅、详加研究、反复玩味，以至于“韦编三绝”，最终珲解了《易》的本质，从而“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即不满足于卜筮而喜欢其文辞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孔子形成了对《易》的全新认识。发现《易》有“古之遗言”，即文王遗教。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这与《论语?八佾》所记载的孔子关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感叹，正相吻合。正是在“古之遗言”里，孔子发现了《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即“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x人为而去诈”。这也就是孔子所认可的《周易》之“德义”所在。

其四，孔子发现《易》所蕴含的“德义”后，就把“德义”认作《易》之本质，因而放在首要的位置。易经讲的是什么这从他一再强调“《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徳义耳也”，就可以看出来。尽管如此，孔子也并不否定卜筮，只是把卜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孔子将《易》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即“赞”、“数”、“德”，并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X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可见，“德”在三者中域于最高的层次，是《易》的本质之体现。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均为“史巫之筮”，均未洞悉《易》之思想真髓。

其五，孔子在洞悉《易》的德义本质后，虽然并不否定卜筮，但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把卜筮视为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祝巫卜筮其后乎。”这与其以前对于弟子关于“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教诲，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在这一点上，孔子学《易》之前与学《易》之后的认识，是一以贯之的。在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诚如《论语?子路》所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易》，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一类的文献。鲜为人知的是，孔子晚年（很可能在68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并为之作序。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残卷附录《易传》六篇，分别是《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

据廖名春等学者考证，这些应为战闰中、后期的作品，不会晚于《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在《二三子问》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等学生讨论《易》的对话。从以上资料可见，孔子晚年确实喜欢读《易》，认真钻研《易》，以致“韦编三绝”，还向学生传授过《易》。按照传统的说法，认为孔子将他对于《易》的理解作成《十翼》。但是，经后人对《十翼》进行研究，发现其与传统说法不一致，认为《丁翼》大概为孔子口述，由其弟子记载，经过几代传授，到战国中期，才最终成书。

综上所述，根据相关文献，孔子年轻时就接触了《易》，但并未深人研究，不了解《易》的本质，只把《易》视为卜筮之作，自己也断不了占卜，但并不主张频繁卜筮；到50岁后，孔子渐渐喜好《易》，以至于“居则在席，行则在旗。”这里的“行”应该是“出行”、“出远门”，就是外出到当日不能间到住所的地方。统观孔子一生，除了在34岁至37岁“出行”齐国之外，“出行”时间最长的就是周游列国了。由于孔子“好《易》”在其“晚年”，所以，“居则在席，行则在旗”,应该指的是孔子周游列国时期。所谓“韦编三绝”也当是指这期间的情景。这期间（55?68岁），孔子经历了从“天命之年”到“耳顺之年”的变化，而学习与实践的结合、验证，则使其对《易》的研修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人深，由“不知本”到“知本”的过程。使得孔子最终认为《易》的本质在于“徳义”，而非卜筮，因而才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综上所述，易经讲的是什么关于孔子对于《易》及其卜筮的态度，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50岁以前，尤其是年轻时，把《易》视为卜筮之作，但并不主张频繁卜筮，也不大相信卜筮；50岁后，尤其是在周游列国期间(55~68岁），孔子渐渐喜好《易》，面对--再遭遇的困厄使其一度热衷于卜筮，但在实践的磨砺和检验中，渐渐认识了《易》之本质，到60岁后就不大卜筮了，并且把《易》视为“德义”之作，即他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

孔子这些话，讲得再明确不过了！孔子虽然与“史巫”都应用《易》，都讲卜筮，但最终却同途殊归：“史巫”从中所要的是卜筮之吉凶，而孔子从中所注重的则是“德义”、“仁义”，认为广泛积徳者，没有必要通过祭祀以求福祉；躬行仁义者，没有必要通过卜筮以求吉祥。

但是，时下某些（包括个别“著名易学家”）热衷于借易经讲的是什么《周易》而宣扬占卜的人，却摘取帛书《要》中“吾百占而七十当”的话，大肆宣扬孔子热衷于占卜。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是违背史实的。

易经的精髓就在三句话

《周易》是一部古代占筮之书。《周易》经文记有许多殷周历史故事，传文多反映儒家政治、哲学、伦理思想。它以八卦形式推测自然界和社会变化现象，富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体现了东方智慧与哲学思想的光辉。

《易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j易经精髓的三句话：

《易经》精髓的三句话：1、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意思是从天上来保佑，吉利，没有不利的事。《易经》里面多次提到一句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很多书里面说，“自天佑之”就是来自于上天的保佑，其实这是不对的。上天不会保佑任何人。其实“自”并不是“来自”的意思，而是指“自己”。“自天佑之”是告诉我们，自己努力，老天才会帮助我们，也就是“天助自助者”。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真理，它早已被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无数人的经验所证实。2、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一个行善的家族，它必定有余福，这个余福能够荫庇子孙；如果造了很多恶事，那这个家族不可能长久，子孙必定遭殃。3、顺天应人，出自《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大意讲的是，夏桀、商纣暴虐无度。商汤、周武顺乎天道，合于民心，放桀诛纣，革故鼎新，改变旧制。

《易经》概述

易是变化，经为方法（或说经典）。即阐述变化的经书（易之经），易经是一部严谨的哲学著作，并能在科学的范围内用作术数占卜。只是非常深奥难懂，才会有众多牵强附会之说。

《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代表作。历代正统派的学者，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赞扬它，大致说来，推崇它为“群经之首”，致予无上的敬意，相反的，认为仅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近于巫祝的诬词，卑不足道。只是经过孔子的传述《周易》以后，又加上历代许多学者穿凿附会，才有了后世的盲从和崇敬。甚之，近代以来，还有许多类似轻薄的讥刺无可否认的，《易经》原是上古卜筮的学术，但到了商、周之际，经过文王的整理和注述，把它由卜筮的范围，进入“天人之际”的学术领域，由此《周易》一书，便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自东周以来，再经过孔子的研究和传述，同时又散为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源泉，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如要研究中国文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和诸子百家，乃至唐、宋以后的儒、佛、道等诸家之学，不从《易经》探研，便有数典忘祖之概了。

《易经》与三《易》

通常我们提到《易经》，就很自然地知道是指《周易》这本书。因为中国文化，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以及编写鲁国史书《春秋》以后，冠以《周易》一书，统称六经（后因《乐》丢失所剩书籍即：《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五经），《易经》成为六经之首。经是天地的大准则，也是人生的大通道。称《周易》等书为六经，便是说明经过孔子所整理过的这六部书，它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天人之际”所有学问的大原理、大法则。

自秦、汉以后，研究易学的，对于《易经》一书命名的内涵问题，就有“三易”之说的异同出现了。

第一：属于秦、汉以后正统儒家学派的理论，根据《易纬乾凿度》这本书的观念，认为“易”的内涵，包括三个意义：

(一)易。就是简易、平易的意思。因为天地自然的法则，本来就是那样简朴而平易的。

(二)变易。认为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随时在交互变化之中，永无休止。但是这种变化的法则，却有其必然的准则可循，并非乱变。

(三)不易。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虽然随时随地都在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变化之中，但所变化者是其现象。而能变化的，却本自不易，至为简易。

第二：属于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者通用的观念，根据《周礼·大卜篇》对于“三易”的涵义，是指上古以来直到周代初期之间的《易经》学术思想，约分为三个系统：(一)《连山易》。(二)《归藏易》。(三)《周易》。

据说伏羲时代的易学是《连山易》，首先以艮卦开始，象征“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意思是指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以大地为主，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

周代人文文化的开始，便以现在留传的《周易》为宝典，首先从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人之际”的学问。

但东汉的大儒郑玄，认为夏代的易学是《连山》（故《连山易》又称《夏易》），殷代的易学是《归藏》（又称《殷易》）。当然，周代的易学便是《周易》了。

又另有一说：认为上古的神农氏世系名“连山氏”，又名“列山氏”。所谓“连山”，便是“列山”的音别。黄帝的世系又名“归藏氏”。《连山易》相传为宓戏所作；《归藏易》相传为轩辕黄帝所作。

因此两说，又有异同的问题存在其间。如果认为夏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连山易》，殷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归藏易》，到了周代，经过文王的整理，才构成《周易》体系的易学，那么关于这两个分岐的意见，也就没有太大的出入了。

但以考据学者的观点来看《易纬乾凿度》和《周礼·大卜篇》这两种文献资料，应该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历来考据学家们认为《易纬乾凿度》等书，纯出汉末或魏、晋人的伪作，假托是上古的传承。这种观念，并非完全无理，也的确值得研究、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