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口县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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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境内有牡丹江和穆棱河两条水系，共有主要河流104条。

南有五林河，全长52.1公里，发源于大楚山南麓，流经朱家、柳树、五林三镇后汇入牡丹江；北有乌斯浑河，全长141.12公里，发源于大楚山北麓，流经龙爪、林口、古城、建堂、刁翎四镇一乡后汇入牡丹江。牡丹江在县域西北流经莲花、三道通、刁翎三镇后出境汇入松花江，境内江段64.8公里。 2005年底，林口县土地总面积为718473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679706公顷，建设用地面积14116公顷，其他土地面积24650公顷。

根据林口县土地第二次调查成果，到2009年底，林口县土地总面积为712905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672625公顷，建设用地面积15033公顷，其他土地面积25247公顷。截至1998年，全县水资源总量171819.2万立方米，人均占有水量 4066立方米，耕地亩均占有水量680立方米；水能蕴藏量81940.3千瓦（不包括牡丹江），实际可开发量24 582千瓦。水质除县域中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带离子超出标准规定、水质硬度大外，其他地方都适宜饮用与灌溉。在饮用水中，75%属好水质。

地表水，包括主要江河104条，较大泡沼64个，中小型水库15座。净水域面积88073.9亩。全县多年平均降水量530.3毫米。地表水多年平均径流深160毫米，多年平均径流总量147560.2万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47108立方米/秒；保证率P=80%年平均流量25641立方米/秒，枯水期流量17226立方米/秒。

地下水，基本上属第四系和第三系组成的承压水为主的双层含水岩层组，主要分布在县域西部和中部。地下水静贮量1982 297.3万立方米，年开采量24259万立方米，年补给量69916.8万立方米。林口县广袤的林海中，栖息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建国前，县域曾有“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之说。

在兽类中，有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马鹿、狐狸、紫貂、猞猁、狍子、獾子、黑熊、野猪、山兔、水獭、狼、貉、刺猬、松鼠、黄鼬等；禽类有雉（野鸡）、野鸭、麻雀、喜鹊、沙鸡、鹌鹑、啄木鸟、猫头鹰、斑鸠、云雀、百灵、苍鹭（老等）、鹰、茶腹鸱、苏雀、雁等。现在野生禽兽已经很少，绝大部分野生动物都被列入禁猎范围。

野生动物中还有爬虫类、鱼类和昆虫类。鱼类有较大经济价值，水域中常见鱼类有 9科34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栖鲤科鱼类21种。长春鳊（鳊花）、鳜鱼（鳌花）、吉花、雅罗、哲罗、胡罗、三角鲂（法罗）和铜罗，称“三花五罗”，与大麻哈、鳇鱼、鲟鱼、甲鱼同属地方稀有鱼类。产量比较大的是鲫鱼、鲢鱼、鲤鱼、鲶鱼、蛇钩（川丁子）、鱼（柳根子）、草鱼、板黄、塘鳟鱼（老头鱼）等。林木类有红松、白松、樟子松、落叶松、云杉、冷杉、胡桃、水曲柳、榆树、杨树、桦树、椴树、柞树、桑树等许多品种，其中红松、胡桃、黄菠罗、水曲柳等是经济实用价值很高的珍贵树种；云杉、冷杉属于珍稀自然保护树种。

草类有小叶樟、大叶樟、五花草、乌拉草、芦苇等。

野果类有山葡萄、山梨、山杏、山丁子、核桃、榛子、松子、橡子等，大都具有经济开发价值。其中榛子、松子是有名的地方特产。芳香类有野刺玫、野菊、暴马子等几十种植物。

山野菜类有蕨菜、薇菜、刺老芽、黄花菜、猴腿菜等许多种类，其中蕨菜、薇菜、刺老芽、黄花菜等不但营养丰富，而且别有风味。蕨菜、薇菜年蕴藏量分别为500吨、200吨。

菌类有猴头、元蘑、榛蘑、榆蘑等许多品种，还有木耳，都是富有营养的林区特产。县域耳树资源丰富，气候适宜，人工栽培木耳前景广阔。

药材类有人参、党参、平贝、黄芪、元胡、龙胆草、天麻、百合、刺五加、黄柏、山杏、芍药等300多种，其中人参、黄芪已有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

此外还有适合养蜂的多种蜜源植物。椴树花、梢条花都是良好的蜜源花。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有几个区？

郑智勇是二十世纪初泰华社会著名人士，人们称呼他为二哥丰。他的传奇生活经历和轰轰烈烈的一生给泰华侨史增添了浓浓的色彩。但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却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本文试图对种种说法加以辨认，以寻求历史的真实。

吾人见到的有关二哥丰的记载，1950年曼谷华侨报德善堂《华侨报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纪念刊》中对其创办人郑智勇的介绍，是目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其内容如下：

郑智勇先生，原籍广东潮安县淇园乡人。1851年诞生于暹罗，为暹籍华裔。十四岁回国，十六岁即返暹。在祖国时间仅十四阅月而已，惟爱国族爱家乡之观念特强。先生为人豪放，急公好义。所营事业，如谦和火砻及出入口诸行业，均甚发达；然莫若经营花会大赌场之著名。旅暹华侨咸称其名为“二哥丰”。当其全盛时，居暹京拍抛猜路豆芽廊地方，匾书大夫第，交游遍朝野，门下客如云。受暹六世皇御封爵衔为“拍阿努越”，并以挽赐一公路命名为“郑差哇呢”，以纪念其对国家之劳绩。

先生虽身居暹地，但对家乡兴学、修堤、筑路，义举殊多，梓人多乐道之。在暹对华侨教育之倡导，与慈善事业之匡助，也不遗余力。毕生资产，几尽投于公共慈善事业而无吝色。本堂创办之初，得先生之力不少。先生于1935年卒于暹京，享年八十有四。著名学者、文学家、哲学家方海权在郑智勇曾经出资，修建的潮州与凤塘的必经之处的驷马桥中为驷马桥作诗，诗句有“信是南朝衍再移”，概括郑智勇好施功积的一生，将郑智勇赞叹佳极，赞其乐善好施好比南朝梁武帝萧衍。全诗曰：

驷马桥边集葆姿，

殷勤利众等平施。

翠蕊涵心轻照遍，

信是南朝衍再移。

除此之外，1955年曼谷南洋旧文化事业出版社出版的《侨贤志》中秀侠的文章〈郑智勇先生〉；王绵长的〈先贤郑智勇先生〉；1986年《汕头侨史论丛》第一辑载林风的文章〈先辈闻侨郑智勇及其所生活的时代〉；1996年曼谷泰中学会出版的《泰中学刊》载林悟殊的文章〈二哥丰郑智勇史实补正〉，这些文章对郑智勇的生平都有详细的讨论，为了弄清楚历史真相，本文参考流行的种种说法的同时，结合新近发现的资料，对郑智勇生平若干有争议之处，加以考察和补充。郑智勇原籍广东潮安县淇园乡人，生于1851年，这一点没有疑义，时下各版本说法相同。报德善堂本和培英学校本都说：郑智勇先生于1935年卒于暹京，享年八十有四。按理《华侨报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纪念刊》出版时，距离郑先生去世不过十余年，撰写者可能还亲历其事，应该甚为准确才是。眼下见到的有关郑智勇的各篇文章，包括王绵长的文章在内，都依照此说。

但是，佛历2530年（1987）曼谷出版的《大安堂药行创办人陈美堂先生怀感录》中，收有郑智勇出席陈美堂追悼会的照片。陈美堂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于民国廿五年（1936）八月一日，在其家乡广东省潮阳县逝世。曼谷侨社随即举行追悼会，郑智勇（二哥丰）先生亲自参加了追悼会，有照片为证。这个旁证说明，1936年郑智勇还在人世。

民国廿六年（1937）3月6日曼谷出版的《中华民报》，其“暹地新闻”版头条标题是：“侨社闻人郑智勇先生昨天下午三时在越鹄大夫第逝世，享寿87，噩耗传出后甚为侨社人士所注意，今天下午四时举行洗水礼，参加人物必呈热闹。伍佐南、赖渠岱、刘锡如等为之执理丧事。”

消息说：郑君生前所为各项事业，曾经暄赫一时，虽妇人小子，均莫不知识郑君其名者。郑君对于祖国侨社以及暹国等各种事业贡献甚大。自暹国禁赌后，郑君私人事业遂告中落。为时至今已十八年矣。然而渠雄心未死，对前途希望甚大，且年纪虽见高老，而精神则极为矍铄。乃天不再假之以年，竟于老境萧条中，突告与世长辞矣。

同日的《中华民报》刊登讣告如下：

代讣

郑智勇先生不幸于民国廿六年三月五号下午三时在暹京寓所逝世兹定于六号下午四是在越鹄巷大夫第寓所举行洗水礼

凡与智勇先生有乡

族

姻谊者届时敬请莅临指示谨此代讣

世

伍佐南陈守明蚁光炎陈峥嵘

陈凤毅赖渠岱陈振敬刘锡如

李春荣吴生和同启

同月七日《中华民报星期刊》的报导标题是：郑智勇先生遗骸昨天下午举行洒水礼，参加者有摄政委员及侨界闻人百多人。文中写道：郑君遗骸安置寓所二楼东面房内，容颜清皙如生，右手伸出，备为各界洒水。……由刘锡如先生为招待主任。四时许摄政委员昭披耶丕猜然命驾降临，萧佛成先生亦驱车而至。

应该说，郑智勇先生卒于1937年3月5日是毫无疑义的了。他的灵柩随后运回故乡潮安淇园乡安葬。

郑智勇去世时，有子11人，女2人，男女孙28人，曾孙9人。

林悟殊先生在曼谷期间，查阅《中华民报》后写道：“郑智勇去世后归葬故土潮安淇园乡，其后裔每年以正月廿三日作为其忌日，齐集公祠祭拜，至今犹然。按丁丑年的正月廿三日，正好是1937年3月5日。由是说明郑智勇的后裔对其先祖逝世的时间，本来就是清清楚楚的；以往之1935年说，当因事过多年，始作俑者误记，尔后便以讹传讹。”此说完全正确。

而这个“始作俑者”，就是《华侨报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纪念刊》对其创办人郑智勇的介绍。郑智勇是否“诞生于暹罗，为暹籍华裔。十四岁回国，十六岁即返暹，在祖国时间仅十四阅月而已”呢，学术界却有不同说法。

首先，要肯定的是，“诞生于暹罗”这话是郑智勇亲口说的。1937年1月22日郑智勇去世前半个月，暹京华侨日报记者去访问了他，在“郑智勇访问记”中写道：“我问到他的年龄。他说：‘八十六还是八十七。我记得是咸丰元年生的，肖猪。’我问：‘什么时候来暹罗的。’他说：‘我是暹罗出生的。十三岁返唐山，十五岁再来，以后就没有回去过。’”

报德善堂本的说法显然源自此说。《侨贤志》、《东南亚人物志》、1968年《泰国潮州会馆三十年》都持此说。汕头郭马风和林风亦云郑氏“出生于暹罗”。

林风先生同意郑智勇“诞生于暹罗”，但又了解到郑氏幼年在家乡的窘状，他于是写道：“他（郑智勇）父亲郑诗生是昔年旅居暹罗的一个贫苦华侨，母亲佘氏随夫寄迹异邦，夫妻流寓泰北，但日子并不好过。郑父在郑智勇八岁时（1858年）带同妻子及二个儿子（郑智勇还有一个哥哥）回归乡里，但故国灾荒频仍，家园残破，回归也难以为活，只得割别妻儿，再单身出洋，不久也客死异邦。佘氏母子贫苦无依，沦为乞丐。……为了活命，郑母佘氏不得已携儿改嫁邻县他乡。而郑已渐懂事，生性崛强，不愿寄人篱下，于是出门流浪，但衣食无着，终于在十三岁那年，只身跑到那时刚开埠不久的汕头，设法附乘一条‘红头船’飘洋过海，到暹罗去寻求活路。”

为了配合“诞生于暹罗”说，作者在这里加了郑诗生“夫妻流寓泰北”这一段说法，再把郑智勇幼年在家乡的窘状作了一番描写。

那么，郑智勇对他自己少年时代是怎么说的呢？华侨日报记者问道：“在少年做什么生意？”郑智勇答道：“纱布。我的外公给我们和我的舅父佘阿素每人四斤银。我的舅父发财达百余万铢。”还说：“我是我的父母向三宝公求来的。我的父母向三宝公说，他兄弟三人，一痳疯，一无老婆，恐怕香丁会绝，求三宝公赐得男儿。一夜，我的父亲梦见三宝公给一粒钻石还是水晶。我的父亲接过来，忽然失手坠地，我的父亲骇极，急在地上拾起来，在手掌上摆凑，幸无欠缺。三宝公说，好了，好了，不用怕。说罢吹了一口气，我的父亲就醒来了。后来，听说网咯溪有大鳄鱼一条，头在溪那边，尾巴可以架过溪。有时出，有时没。自从我出世后，这条鳄鱼没有了。人家说我是三宝公的坐骑（鳄鱼）来出世的。”

郑智勇虽然亲口说他是暹罗出生，但外间却不是没有疑问。他去世次日，曼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悼郑智勇君”中，就特地写道：“据说十三岁回国，十五岁归来，此后便没有再回”。明明是郑智勇亲口说的，当日的报纸还是加了“据说”两字，言外之意，对郑智勇出生地点不无怀疑。

晚近，暨南大学的王绵长和中山大学的林悟殊两人主张二哥丰出生于潮安淇园乡，他们的主要依据是郑智勇的嫡孙郑典夫的叙述。

1972年9月30日出版的《泰国郑氏宗亲会会讯》创刊号上，刊载了郑典夫的文章〈郑智勇公史略〉，对郑智勇少年时代是这样描述的：

“公元1862年一艘从中国南方港口汕头向南洋行驶的古老中国式帆船，大伙乘客在挨过千里迢迢航程，都显得神态消沉疲倦，唯有一个蹲在客舱一角落的少年人，神志仍很清醒。这少年一直在沉思，在憧憬他的未来，同舱中许多乘客没有谁去注意他，少年人望着无垠的海洋，想起慢慢给抛在后头的家乡和亲人，看着逐渐接近的海洋彼岸，内心有很多感想，此去将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谁亦没料到，这个少年便是后来暄赫一时，成为传奇性的大人物“二哥丰”！

少年时代的智勇公曾经辗转到泰北边陲地方谋生，生活艰苦，但像其他南渡的乡人一样，智勇公也具有耐劳苦干的精神，他做过各职业。几十年前只要能够吃苦，个人生活是不难维持的。”

林悟殊留泰期间曾访问郑典夫氏。郑典夫生于1927年，其父法才为郑智勇第五子，是郑智勇最得力助手。郑典夫童年曾生活在其祖父郑智勇身边。

林氏写道：“在笔者采访时，郑典夫先生对其祖父生于潮安老家，持十分肯定的态度。”“就笔者分析，郑智勇之出生地，当以其后裔典夫先生所言为是。这固然是出于尊重相信直系亲属的口碑，更从郑智勇一生为人风范看，显然自幼已是打下传统中国文化的烙印。如果他是当年泰国第二代华裔，而一生回祖籍的时间又很短暂，仅仅限于少年时代的十四阅月而已，那么，他应把暹罗当为第一家乡，对于祖籍潮安淇园乡感情不可能那么浓厚。此外，我们难以想像，一个在暹罗出生并成长的少年，到了重洋阻隔的大清帝国的一个普通小县里，仅仅居住了十来个月时间，居然便对该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产生了深刻的认识。”“郑典夫根据家传口碑资料，曾陆续写了不少介绍其祖父逸闻琐事的文章。其所述的智勇公在潮安家乡的一切活动，都是以智勇公出生于潮安淇园乡，生母是在家乡为背景。如果把郑智勇定为出生于暹地，那么典夫先生所说的许多事件便都变成了其家族的杜撰，全无根据。”

郑智勇亲口叙述其少年时代和后人在潮安乡里调查的事实相去太远，叫人难以置信。而通观华侨日报记者的访问记，郑氏在其出生和出身问题上看来是有所隐讳。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郑智勇的口述和家乡调查事实及其后裔说法之间的差异呢？

我们以为，这种差异应该根据当日泰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予以辩证。出生地点之要隐讳，和廿世纪初泰国（暹罗）政府日益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和排华政策不无关系，出身之要隐讳，却是有难言之痛，不着边际的种种异说于是编了出来，以搪塞社会的疑惑。

据林悟殊的说法，郑智勇于1851年出生于潮安淇园乡（今潮州市凤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郑诗生在他出生后不久便南渡暹罗，后客死异邦。其生母佘添福失去怙持，改嫁异乡。少年郑智勇流浪街头，不得不投入潮汕的移民浪潮，单身到暹罗谋生。

王绵长也认为，郑智勇于1851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为了谋取生活出路，1863年冬，年仅13岁的郑智勇便乘红头船，飘洋过海到暹罗，去寻找新的天地。

笔者以为，在郑智勇出生之前，汕头还不是通商口岸，下南洋并非易举，何况郑诗生家境贫困，加上当日风俗，妻子留寓家乡才是道理，夫妻同出南洋可能性很小。若是到了暹罗，日子不好过，更不可能有盘缠举家同返回乡。因此，郑智勇的母亲佘氏没有去过暹罗，郑智勇出生于其故乡，十余岁才过番，才是正确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郑智勇给母亲做寿的盛举，在家乡建学校、建新村、招人入姓等举止，以及他对家乡故国的热爱。郑智勇到曼谷后，混迹于社会，在辗转流浪和吃苦中度过了少年时期。后来他加入洪门组织，一度在刘继宾的花会厂工作。中年以后，他坐上洪门第二把交椅，是为二哥。1868年底，拉玛五世十五岁登位初期，由颂勒昭披耶波隆玛哈是素立耶翁摄政。由于洪字势力强大，这位摄政王主张模仿英属海峡殖民地，对帮会采取笼络收买政策，委任帮会头人为各级官吏，或为包税官。43岁那年，郑智勇承包了政府“赌饷”，开办花会厂，因而大发其财。由此又办实业、创火砻（碾米厂）、开出入口行、办航运、银信业等，成为当年泰华社会最具权威的人物。

他成名后，对社会公益不遗余力。1902年，他参与兴建报德堂；1903年孙中山先生首次到曼谷从事革命活动，拜会了郑智勇。孙中山先生这次来暹，是来调查暹罗华侨的状况，与重要商人见面，并没有广泛地鼓动华人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郑智勇慷慨解囊，大力赞助革命。他一次献出银元五万给南京政府。

1918年，他献出巨资大规模修建韩江堤防。

此外郑智勇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也值得大书特书。他去世时，《中华民报》写道：“渠最初在旧新民学校经理职，凡数年。继又出资八万，作为设立老本头培英学校之首倡。清迈华英学校亦为渠游历该地时所提倡设立者。北榄坡华校之创办，渠系发起人。”

曼谷培英学校校庆纪念特刊载“本校创办人郑智勇先生”中写道：

“先生在故乡创办智勇高小学校，修堤筑路，梓人多乐道之。在暹赞助报德善堂及倡办清迈华英学校，均甚积极。培英学校之创办，更为先生大力所完成。”

郑智勇最初主办曼谷新民学校，1916年首倡培英学校，他捐款为数最巨，达四万二千铢六百铢。培英学校于1920年建成开学。

至于清迈华英学校的建立和郑智勇有关，有必要提一提，因甚少人提及此事，连清迈华人对华英学校建立的年代也语焉不详。

我们查阅1937年3月14日《中华民报星期刊》的〈本报清迈特约通讯〉，云：“清迈华英学校开追悼郑智勇先生大会（该校为郑先生所发起创设者）。追悼大会上，主席杜友士先生报告云：在郑先生足迹未履清迈之前，本埠华侨虽众，然对于华校之设尚付阙如。殆民国六年，郑先生来迈，目击华侨子弟众多，对于华校之设极为重要，遂慷慨首先捐资二千铢为创华校倡导也。郑先生登马一呼，侨胞呐应，华英学校于焉诞生。此后，郑先生遂被选为华英学校永远名誉总理。”

从1937年华英学校追悼郑智勇先生大会上杜友士先生的讲话，我们可以肯定，华英学校创办于民国六年（1917年），而不是清迈华校校友刊物所云的1901年。

1932年出版的《国民日报五周年纪念刊》暹罗华侨教育部分，丘心婴先生在文章中记载了当日暹罗各地华侨学校名单，其中提到，青迈埠（清迈）华英学校创办建立于民国六年。

因此，清迈最早的华校华英学校是郑智勇于民国六年到清迈时倡议创办的。《中华民报》报导郑智勇逝世的消息时说：自暹国禁赌后，郑君私人事业遂告中落。为时至今已十八年矣。泰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禁赌呢？

有一位名叫攀尼·布勒的泰国女学者用了十年时间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公元1914年至1939年间泰资本从兴盛到没落的经验教训》，书中介绍了二哥丰的历史及其事业走下坡的原因。文章写道：

导致二哥丰在金融方面遭受毁灭的失误，发生在拉玛五世王在位的最后一年。那一年，暹罗政府增收华人人头税（从四铢）为六铢，其数目和泰人壮丁税一样。作为华侨领袖，二哥丰带头反对，搞罢市和示威，国家要人很不满意。

主管内政的高官昭披耶戎玛叻曾评论二哥丰说：“……津丰洒了许多钱，做了许多好事，使中国的华人敬仰他。在曼谷，无论做什么好事，津丰都比别人做得多，曼谷的华人也喜欢他。泰人却怕他……。这回华人反对人头税是很痛心的事。……要管好华人保持社区平静，首先要削弱津丰的财力。”（津丰即华人丰）

由于二哥丰的经济基础在于当包税人，政府废除包揽酒税、鸦片税和赌饷时，他的金融地位受到打击。1917年，当政府最后取消花会时，二哥丰欠下总数达637，000铢的税金，被控破产，豆芽廊一带的房屋（大夫第）和排屋（今中央警署一带）都被没收。1924年，拉玛六世特恩准他继续居住大夫第，不必交房租，还免了欠下的三十余万铢债务。

《中华民报》采访郑智勇时问到他的屋子，记者问：“近来有人想租这儿做学校，有这件事么？”他说：“没有，这是皇家给我住一世人的。从前这儿是瓮菜地，后来用人工填成的。我因租日本船夫玛鲁亏本了，日本要来封厝。皇家划准给我住的。”

这则报导亦可证明上述文章描写是准确的。

郑智勇死后，大夫第即被政府收回。那时，潮人侨领蚁光炎、赖渠岱、郑子彬、余子亮、陈景川、廖公圃等人正在筹办潮州会馆，寻觅馆址，遂租大夫第为建馆地址。大夫第后来改为中央警署，后来又拆建为今日模样的拍帕猜警署。

郑智勇死后，《中华民报》报导说：“渠待人接物，极为和蔼，不分贫富，均一视同仁，尤以对贫苦侨胞之施济，更不吝啬。乃自事业失败后，门庭顿呈冷落，个人费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第内陈列，甚为简单。情况与前全不相同。”

这里，“个人费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之说并不准确。郑智勇是一条好汉。他早期的模样如何，不见于文字，但他的晚年风采尚可见到。他去世前一个半月，曼谷华侨日报记者去访问他。记者写道：

人家传说，当他有钱的时候，家乡的母猪亦挂金耳环。我问这是事实吗。他说：“那不过是故意做的，因为人家说他乡里富，我说叫他来看我的猪母，金耳环也挂住了。有钱的时候，怎么花用也不在心上，好像题老本头，人家说题上四万铢了。问我要怎么？。我说四万铢要做什么用。我来，叫老万成出二万，新万成出二万，座山黉利出二万，还有，咳，谁了，亦出二万，一共八万，我亦出八万。其他再去题，共出若干，我亦同样出若干，不够我包尾。题完了问说什么时候交钱。我说就是明天一齐摆出来。做事要这样才会进前。我是直人，要做就做，所以那时候，人家叫我做李元霸，或是乌面成都。”

1974年元旦，丁文映先生于京华日报特刊刊载〈蚁光炎主席与我〉一文，其中叙述到蚁光炎先生带领他去见郑智勇的情节。文章对会见场面有着生动的记述：

我们经过的是一条小小灰路（水泥路），穿过草场直抵大厦，从正厅侧登楼，脱下鞋子，小心翼翼地轻步跟着女仆迁居，进谒这位名震四海的“二哥丰”。他的银霜头发蓬松，两抹白胡子，上衣白开胸衫，下穿沙龙（桶裙），坐在正中坑床上，样子已经是呈现暮气沉沉了。殊料他叱问“谁呀”的声音确实洪亮，直似铜钟声响，把我吓得身麻半截。

“我是晚辈蚁光炎。”我的姨夫是一片诚恳和恭敬的态度，更教我非小心应付不可。商会主席说是晚辈，我应该连辈都没有了。

“光炎？你啊，我认识，我认识！”这到底有点依老卖老了，连商会主席都可以不认识吗？

“没有什么事打扰，我带甥儿来向你老人家请安！”我很快合十为礼，但他却连瞅都不理睬，竟是大声嚷着尿急，随身的女仆很快捷地捧着痰壶挨上前来，掀起沙龙，很巧妙的遮蔽让他畅行方便，这片刻的时间，他闭着眼睛，好像很消受似的，尿声一停止，就开始注意到我了。

“外甥小子，你叫什么？行进前来。”蓦然想起国民日报记者心婴兄曾告诉我，有机会会见“二哥丰”时，应留意他眼睛里出现双瞳，有和舜帝一样的异禀。……

“你在看什么？有什么好看？”他狠狠的盯住我，好像要做作似的。忽然又立改态度，笑迷迷的对我表示好感。

“你这个外甥狗，有意要来探我的秘密，要看就看个清楚吧，再走进前来。”亏他还伸长脖子给我看个便。

丁文映先生的描述生动异常。二哥丰这位市井英雄的爽朗形象跃然纸上。

作为资本家，二哥丰失败了，因为他攒到大量财富，却没有用于投资，以寻求更多的利益，或对他开创的事业加以发展。他反而按照亚洲人的社会价值观念行事，爱家乡，爱亲朋。他秉性慷慨，仗义疏财，对社会上贫穷的人满是同情心，还敢于出面保护他们。

他去世前对华侨日报记者说：“我的心志是顾中原，现时世界（时局）还未合一，我欲帮辅，使中原给人钦服。”

二哥丰是值得推崇的人物。

参考资料：

11937年3月曼谷《暹京中华民报》、《华侨日报》和《民国日报》